首页 -> 2007年第1期
“最紧迫的是构建一个愈来愈多样的社会”
作者：朱景冬
问：在你的童年时代，伊斯坦布尔有五十万人口，现今已达到一千一百万。面对这种爆炸，你有什么感受？
答：我记得小时候，我从窗口望着大街，偶尔对妈妈喊道：“那边开来一辆小汽车！”而如今，整个城市都车水马龙，甚至郊区也经常堵车。伊斯坦布尔一圈一圈扩建新城区，和六十年前相比，变化太大了。奇特的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楼房仍然保存着，我现在就住在我的祖父祖母和父母住过的楼群里。不过，我可不是一个怀旧的人。我写《伊斯坦布尔》的意图并不是为了摆脱怀旧情结对我的折磨，我的目的是让自己置身在城市里，看着它的历史、居民、记者、楼房、街道和桥梁在多大程度上发生着变化。
问：你关注过某个文学范本吗？
答：有好几部。比如卢梭的《忏悔录》，或者米歇尔·莱里斯的《人的年纪》。还有纳博科夫的《记忆啊，说吧》，他在书中不是怀着思念而是为了纯粹的唯美游戏而回忆他的过去。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孤独的迷宫》对我也有影响，他在书中探索了墨西哥人的特性。我想通过《伊斯坦布尔》考察城市的灵魂，并广义地考察民族的精神。
问：你了解一个完全扎根于你的故乡的伊斯坦布尔。在一个作家的一生中，对滋养其想像力而言，伊斯坦布尔的启示有那么丰富吗？
答：不仅对一个作家的想像力，对一万个作家的想像力都富有启示，哈哈！请到这儿来吧，你会意识到的。空中闪耀着光辉……形象、喊声、气味、色彩、声音……不断地流动。不仅如此，一个人徜徉在街头巷尾和城区，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从来也不会消失，这在土耳其的其他城镇上是没有的。
问：在成为作家之前，你曾想致力于绘画。你的作品中留有你过去爱好的痕迹吗？
答：我想是有的。我没有被徒劳地看作一位视觉小说家。在很多情况下，形象是我的想像力的起爆管。我有视觉记忆，而不是语言记忆。小时候，当我记住一首诗时，连它所在的页数也记住了。另一方面我也承认，我身上有看热闹的人的一切特点。我喜欢欣赏人，喜欢观察人的面孔，注意他的轻微的难过表情……
问：在《伊斯坦布尔》之后，你还有第二部回忆录吗？
答：这是我希望的。我写完了《伊斯坦布尔》后就决定要当一个作家。从此刻开始，一直拖到《黑书》出版，我才听到自己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声音。第二本回忆录将包括1973年至1990年这些岁月，也将把伊斯坦布尔作为背景。我想揭示的是，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一个不信教的土耳其人，一只脚踏着东方，一只脚踏着西方，必须向西方的小说大师学习才成为一个小说家。
问：你认为这样的大师是谁？
答：可以说五个吗？他们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普鲁斯特和纳博科夫。
问：我们换个话题吧。你由于要求本国政府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多人的种族灭绝罪行负责而受到政府控告。在施加了一系列压力后，政府撤消了对你的指控。目前你和政府的关系如何？
答：没有关系了，既没有亲切的关系也没有仇视的关系。我希望他们忘记我，我相信我也会忘记他们。
问：你成了一位国际性的公众人物，这种身份很可能影响你作为艺术家的自由。你担心吗？
答：我担心。扮演身处险境的知识分子角色，我感到很不快，觉得太窒息了。我关于库尔多人的言论是偶然的。我以最坚强的意志忍受它带来的后果。为了让人们理解我，我要说，写小说让我感到幸福，而政治只能为我带来烦恼……
问：土耳其能够在西方世界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之间起调解作用吗？
答：土耳其国土上由于希求太多而发生许多冲突。在我国，最为紧迫的首先是最大限度地强化民主观念，构建一个愈来愈公开和多样的社会。
问：关于文学，你现在在做什么？
答：我正在完成一部大部头长篇小说（我写的小说篇幅都很长），背景是1975年的伊斯坦布尔，讲述的是发生在两个远房表兄妹之间的爱情故事。小说的结尾我还未确定。
问：在《伊斯坦布尔》中，你母亲很不赞成你搞文学。她还那么固执吗？
答：不，不，经过三十年的反对后，我终于听到她说：“对，很好，奥尔罕，这很好。”对我来说，这些话比任何奖赏和桂冠都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