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浪漫主义变形金刚
作者：王晓渔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我们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
只好学着海洋哀哭。
——郭沫若《凤凰涅》（选段）
郭沫若和周扬，是昔日流行歌曲“红旗歌谣”的领衔主打。1958年前后，为配合经济大跃进，这两位旗手制定了“第三十二条军规”《文艺工作大跃进32条（草案）》，并大力推动“新民歌运动”，还从上亿首诗里选出二三百首编成《红旗歌谣》。今天，人们在感慨诗歌已成明日黄花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诗歌遍地开花也是一场灾难。评论家程光炜曾给解放后的郭沫若戴上“桂冠诗人”的荆棘，这种看似加冕的命名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脱冕。前不久，我花3块钱买到一本1984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4》，它收录了作者1959年前后的诗歌。这本诗集虽然依旧崭新却又给人陈旧之感，其中一些诗歌的题目触目惊心，比如《三呼万岁》、《公社的前途光芒万丈》之类。读了这些，我们就不会奇怪“桂冠诗人”的诗集为何会滞销近20年了。
关于郭沫若的下半生，几乎没有什么争议，我也不想再做翻案文章。问题在于，少年意气的郭沫若和老气横秋的郭沫若之间，如何“完美”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他早期那些歌唱自我的诗篇如何与后期领袖至上的颂歌相互协调？论者一般喜欢把郭沫若的诗歌分成几个阶段，然后强调期间的“质变”，他们恰恰遗忘了“质变是量变的结果”。下面，我将以1920年的《凤凰涅》为例，分析它是否拥有指向“红旗歌谣”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我无意否定这首诗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即它在中国新诗的萌芽期显得格外早熟；但同时，我也不愿意过分肯定它的文学价值，即它与众多的新诗成熟作品相比又过于幼稚。
我们熟知《凤凰涅》的神话，据说在晚自修后准备睡觉时，灵感突然降临在郭沫若的身上，他无法抑止住这种激情，只能趴在枕头上快速记下这首诗。这个故事从何而来？枕边的秘密，想必其他人也无从得知，最终还是来自郭沫若本人。暂且不用置疑事情的真假，需要疑问的是，传奇般的写作经历必然产生伟大的诗篇么？两者既构不成充分也构不成必要条件，不少平庸的写作者曾遭遇过类似的疯狂，但许多经典的作品在诞生时连作者也不知道它的价值。让我们再看一下“凤凰涅”的神话，郭沫若在诗歌前面特别解释道：“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但《凤凰涅》却将之简化为“黑暗到光明”的模式，“自焚”直接指向“不再死”，“涅”的庄严性已被取消，只不过是变形金刚式的重新组装。翻看郭沫若后期的诗歌，作为神鸟的“凤凰”更是被世俗化，成为现实中具体人物的代称。
《凤凰涅》的“序曲”，讲述一对凤凰飞来在丹穴山上，然后是一串排比句：“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烈的冰天。”类似的“诗歌填空”在诗中比比皆是，诸如“西方、东方、南方、北方、世界当中”之类的词语排列组合。这里我想插入一个掌故，据说欧阳修在写《醉翁亭记》时，开篇曾写道：“环滁四面有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后来他将这几十字一抹了之，只一句话：“环滁皆山也。”如果说那时的郭沫若无法借鉴尚未成熟的白话诗，那么他至少可以从古典诗学中获益一二吧。暂且不苛求诗歌的形式，让我们感受一下弥漫于文字中的情绪。诗中充满着一种绝对化的抒情，先是把涅前的世界指控成屠场、囚牢、坟墓和地狱，然后面对涅后的世界称：“欢唱在欢唱！/只有欢唱！/只有欢唱！/只有欢唱！/欢唱！/欢唱！/欢唱！”诗歌的形势越来越简化，甚至排比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重复。疼痛和幸福同在的“涅”过程几乎被省略，而是被肢解成涅前的疼痛和涅后的幸福。可以说，当我们读到“小朋友，小朋友，/阶级的敌人在发抖。/让西风挟着大尾巴，/带着冰和雪一起逃走”（《把笑声响彻全宇宙》），并不会感到陌生。只要把《凤凰涅》中的“凤凰”换成“小朋友”、“阴秽的世界”换成“阶级的敌人”，一首新诗就组装成功了。
事实上，这位“浪漫主义变形金刚”（旷新年语）对诗歌的伤害不在于他的诗歌如何粗糙，而是他被建构成一位诗歌劳动模范。郭沫若的诗歌在文学史上自然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但它同时成为了一套僵硬的美学标准，被无限地摹仿和复制。特别是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那些篇章，在对花朵们进行诗歌启蒙的名义下，带来了诗歌反启蒙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