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诗歌的底线
作者：林茶居
当然，作为一个讨论的话题 ，所谓的“标准”应该是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应该是一种假定，只是一个对话平台。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进入这个话题，进入相关的讨论。
在我看来，探讨“诗人何为”的问题可能更有利于“打制”一把“诗歌的尺子”。在《面包和酒》这首著名的哀歌里，伟大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年）提出了这个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旷世的疑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对“贫乏”一词，海德格尔的理解是：“无家可归状态”、“世界黑暗的时代”、“虚无主义”、“上帝之缺席”，等等。因此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诗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对这个时代的“贫乏”有“清醒的认识”，“贫乏时代的诗人”的作为在于寻找神圣的足迹，让一切神迹敞开，是“还乡”，是“寻根”，是使存在（万物，包括人）敞亮，是恢复上帝的声音，是保护好众生在“语言之家”安居乐业。而早在海德格尔之前，里尔克就在《杜依诺哀歌》里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大地，你所欲念的难道不是——不可见地/有朝一日成为不可见的？……”（第九首）他认为诗人的使命就是把“陷入历史的迷误”的、横遭技术盘剥和工具理性侵扰的“大地”拯救出来，转换为“诗意的大地”、“不可见的大地”。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其“贫乏”显然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贫乏”缘自于“全球化”的神话虚拟和“大众文化”的现实侵扰。在这个由流行歌曲、街头广告、时尚杂志、网络故事、游戏节目、怀旧电影、白领英雄……组合起来的“时代”里，情感可以消费，笑声可以复制，快乐可以生产，梦想可以设计，泪水可以炮制；人们以机器的抚摩 替代土地的养育，以噪音的刺激替代江河的施洗，以数字的模拟替代母语的浸润，以情绪的渲泻替代理想的提升，共同取消了现实的严峻、历史的刺痛、文化的深度和人性的完整，共同制造了一个散文的时代（散文成为大众的“情人”）、金属的时代、机械复制的时代，共同导致了现实感的消弭、审美的低俗、语言的衰落、个性的泯灭、诗意的丧失和想象力的匮乏，并对此表现出一种可怕的麻木和无所谓。作为文学的“母亲”，诗歌也凑巧地被“情人”所置换。在我们的生活中，“情人节”不是远比“母亲节”更为热闹和丰富多采么？人们更迫切需要的是“情人”，是生意场上的盟友，是功利促进者，而“母亲”已退化为怀旧或记忆的符号，成为被借以擦拭伤口和煽情的工具。
那么，在这个虚置的、片断化的、肉感的、喧闹的、平面的、迷蒙的、似是而非的“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里尔克和海德格尔的回答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沿着这一思想轨迹，我想可以大致给诗歌划一条基本底线，这条底线至少包涵这样一些基本品质：发现，擦拭，保持，开辟……
“发现”——显然是超越了再现、展现、表现、体现……的意义层面的一种品质，是一种使人豁然开朗、焕然一新的诗写效果，就像博尔赫斯对卡夫卡的赞叹一样：“他的作品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观念，正如他会改变未来一样。”诗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呈现“知识”，表现情感，体现某种价值观。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诗歌还不能说实现了它自身，这种效果一般的叙述性文字都可以达到。所以诗是否具有“发现”的品质说有多重要都是不过分的。发现，即发现“知识背后的知识”，发现事物背后的事物；发现自己丢失、遗忘、已经麻木和可能拥有的一切，发现每一个词所意味着的一切；发现被历史所藏没、被“时代”所遮蔽的一切；发现阳光照不到的世界，发现彼岸的世界，发现一直默默不语的世界，发现一个词“隐藏的、或者潜在的、或者设想中的东西”（卡尔维诺）……这种“发现”与科学的“发现”是针锋相对的，科学的发现只能破坏万物的宁静和美感，科学的发现常常是丑陋无比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科学的发现被限制在规律和因果关系之内。一个词的审美价值不在它自身，而在它所蕴涵的“精神密码”——包括这个词所血脉相连的传统渊源和历史背景，及其所得以产生的现实条件和文化机制——诗的“发现”实现了对一个词的“挖掘”。当你使用了一个词，如果这个词仅仅是在纸页上停留，仅仅是为了说出这个词的意思，或者仅仅是为了把一句诗、一首诗写完整，那么这个词是被“强奸”了。发现，我说发现，这是诗人之所以叫作诗人的基本理由。发现，对一个词 的发现（发现总是通过“一个词”去发现的），意味着这个词被“第一次使用”。这也就是加斯东·巴什拉所说的：“在诗人作出宏伟的发现时，一个诗的形象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的萌芽……”正是通过“发现”，诗人赋予他所发现的一切以新的气质和生命。
“擦拭”——在被文化化的历史里面，在“工具化”的叙述传统里面，汉语言自身及其话语规则已经千疮百孔。一个个词，一个个意象，在逐步成为民族心理、表达习惯和集体无意识的同时（比如“月亮”、“红叶”、“桃花”……），也成为一代代人的语言魔障，成为一种巨大的表达惯性。人们已习惯了在这种语言惯性里“自由”滑行，习惯了栖身于前人的“意境”里“抒情言志”。这种“习惯”不仅发生在言说方式上，还发生在语言思维上——它潜藏在历史深处，潜藏在人们心灵深处，大家已全盘接受了它，内化了它，喜欢上了它，思考、写作、批评都时时处处依赖它，自觉不自觉维护它，习以为常，轻车熟路，按部就班，大家都心照不宣，觉得是理所当然，似乎是不言而喻，甚至失去了反思它、追问它、批判它的本能和能力，造成了群体的遗忘，造成了共同的表达的惰性。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传统文化语境下的语言困境。“文革”十年，更是制造了大量的似是而非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和高大全、标准化的话语方式，它不仅破坏了汉语尤其是现代汉语的肌体健康，更破坏了人们的感悟语言、使用语言的机能和通过语言去发现新的语言世界的想象力。而这个“贫乏”的时代，更是使汉语言沉疴未愈又染上新疾。一个个词，因此蒙上了厚厚的一层历史的灰烬和“时代”的尘埃。诗的“擦拭”由此充满意义。诗的“擦拭”是使词恢复自尊，使词露出光——“第一次”意义上的光，并照亮物，使词/语言成为能够“把可见的踪迹与不可见物，不在场的物、欲求或惧怕的物联系起来，像深渊上架起的一道细弱的紧急时刻使用的桥”（卡尔维诺）。
“保持”——我是说要在诗中保持住诗的体验，保持一种“认识你自己”的激情和能力，诚如刘小枫所言：“……返归内心，认真体会什么是幸运与苦难、黑暗与混乱、价值和意义，并在内心反复琢磨关心自己的灵魂的去向；……依靠自己对自身的命运、死亡感、遭遇的反省，通过自己的力量，替自己创造出现实世界不可能给他提供的富于意味的东西；……充分体识内心、充实内心，不致于在习惯中、麻木中、不假思索的理所当然中、固定不变的例行公事中，失掉自己的内在灵性。”在所有的写作中，“认识你自己”永远是一种潜在的支撑力和推动力，是写作的开始和归宿。在诗中保持住诗的体验，这是诗歌的基本品质。诗的保持首先就在于保持住这种“认识你自己”的激情和能力，保持人在历史和时代里的尊严、信仰和责任。保持，即是把心灵保持在真善美里面，保持在想象里面，保持在书籍里面。博尔赫斯甚至说：“图书馆外，无法居住。”就像青春对诗的保持——青春总是在想象力的张扬中把一切的欢乐和忧伤无限夸张，青春总是保持着一个“迷人的遥远的彼岸”。这个“迷人的遥远的彼岸”就是诗要保持的，它包括对未来的保持，对永恒性事物发言权利的保持，对热情、梦想、美德、真诚、博爱、仁慈、尊严、想象力、言说个性、自我时空的保持……诗的“保持”使“诗把心灵从现实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激发起心灵对自身价值的认识”（狄尔泰），诗的“保持”使人的生命充满奇迹。所以德国哲学家谢林说：“诗是人的女教师。”
“开辟”——庞德说过：“一个人与其在一生写浩瀚的著作，还不如在一生中呈现一个意象。”事实上，一个个伟大的诗人总是通过一个词或一个意象出现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并点化了我们的诗歌生活的（小说家们会说：我们通过“人物”？）——屈原的“萧萧之风”，李白的“月亮”，海子的“麦子”，雪莱的“云雀”，伍尔芙的“房间”，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博尔赫斯的“图书馆”，泰戈尔的“绿叶”……甚至是哲学家，他们也有自己的意象：本雅明的“书房”，海德格尔的“林中路”……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意象/语言/词，他们开辟了自己的言说之路，并在暗中保护着我们的热情、灵性和想象力，共同构成我们的诗写背景，同时也使我们的写作越来越困难，所以布罗茨基说，我们首先要完成“与大师的较量”。诗的“开辟”是一种提升的力量（歌德说：“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上升。”），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所有的潜能、所有的激情、所有的想象力都朝着诗的方向飞去，生命在这样的飞翔中看见新的四季和春天。更新，创造，命名……它们在诗的意义上成为兄弟：它们使万物从无到有，使世界一次次敞亮。诗的“开辟”，意味着每一首诗都必须是新的表达，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每一首诗都具有“第一次”的意义和力量，每一次开口都是对世界和万物的全新发现。
作为诗歌的底线，发现、擦拭、保持、开辟……这样一些品质，是诗歌之所以是诗歌的最基本的精神元素和审美内核。我也一直把它们作为评判诗歌的“一把尺子”和自己的诗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