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底层叙事”为何转向浪漫主义？
作者：牛学智
要说为了如此的伪浪漫而缺失人物的主体意识，还算文学风格之一种，的确还在创作自由的范畴内。那么，把这种伪浪漫主义定位成是找到了底层者在这个喧哗世界的正面肯定性价值，我实在弄不明白这种荒谬的判断依据究竟是什么？
一个简单的实验人人都可以一试，那就是你可以把那种沉浸在某种封闭的氛围中的人物拉出来，让他脱离那种好心情的节日仪式、离开那种甜蜜的风俗演绎、告别那种令人陶醉的民情，走进尔虞我诈的名利场、走进高消费的人群，甚至走进房子、车子、孩子就学、亲人生病等等一系列更为迫切的竞争现实。安详的诗意还会有吗？平静的心情还能维持多久？和谐的心态还有生命力吗？这不是要求文学必须书写眼前的那点现实，也不是要求文学必须咬牙切齿、横眉冷对。而只是说，文学既然来自于经过双方努力可能达成共识的不同心灵，面对人们差不多都熟悉的现实共同体、人物共同体，应该达到不撒谎、不骗人的起码标准。如果连这一标准都很可疑，不要说紧贴现实的“底层叙事”，一切题材的文学都将会只剩下一堆技术的碎片。我还可以举出我知道的小城周边的一个实例，知情者告诉我，某新区搞新农村建设，村民为响应组织号召变卖了田地和果园算是搬进了新楼房。可是上面的检查、视察一拨又一拨，为不给当地的领导丢面子，家里的设置必须统一并且要有一定档次。怎么办？政府只好先指定素质还算可以的几户人家，给他们订购了统一的真皮沙发，包括待客的起码饮具、瓜果之类，然后再在附近的沙滩上洒上星星点点的绿草屑。意思是“新农村”的最后结果就是从外到内、从内到外，从人到物、从物到人，都要绿茵茵一片。领导指着远远的绿地情不自禁地说，你们都把沙滩变绿洲了，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村民慨然作答，我们就住在这诗情画意的绿洲中。至于远在山区的“新农村”建设试验，那些寄托着村民乌托邦理想、经过严整规划的整齐房舍，漂亮的确是漂亮，可是村民们依然心有担忧的是，那些房舍的干净、整洁和设施的现代化，并没有把随他们一起生活的牲畜、家禽以及必要的“脏”设计进去，一生泥腿子可能还将继续泥腿子的农民，生活在这样的家园里，生存的难题如何解决是可想而知的。即使土地的传统功能可以勉强转换，农耕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强行更改，学业未成的子女也可以劳务输出，生老病死的困苦亦可以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不断跟进，哪怕是高额的代价。但一个不得不依赖土地刨食吃的农民，要说让他一进门就打开电视，一张报纸、一杯茶水，在张口闭口股市、吵来吵去韩剧的氛围中了此余生，不是白日梦，也是天方夜谭。
“新农村”建设是国家对底层者尤其农民的政策回应。对于如此之复杂之难以预料的农村社会，天南海北、南腔北调、郊区山区、平原大山，偏僻的、便利的，富庶的、赤贫的，发达的、落后的，不管是不同的民情不同对待，还是不管不同的民情都采取整齐划一、一刀切的办法，肯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众口难调，难免有顾此失彼的漏洞存在。然而作为文学者，尤其作为底层文学的创作者，发现不了问题，是能力问题，明知道问题的所在，还要不由自主地甚至发自内心地进行拙劣图解，不能不说是主体性的最大悲哀。不料，引发底层文学写作者思维发生关键性转变的也就在这里。“绿茵茵”特别是平时不可能长出绿草的沙滩的确是诗意的，绿洲上有炊烟升起、鸡犬相闻的确也是无比浪漫的。这个角度，底层文学作者也许并没有撒谎，只不过，这一类的“课题”似乎也没必要一定要所谓作家来做，相信任何一个三流记者、新闻工作者、宣传干事就可以摆平，那还要文学、作家干什么呢？
话说到这里，似乎就要走到死胡同了。相关作家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你以上举的事例即使属实，那也是腐败问题、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问题。我们是弄文学的，而且是“纯文学”。“纯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永恒“人性”。那种“就事论事”式的问题文学，既然所论之事在现实中无法兑现，文学又因本事而简化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都已经高度注意到了“底层叙事”最终意欲实现的和谐、富强、幸福、美满，即“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正在力求解决，我们何不直接通过挖掘民俗知识来正面歌颂它、表扬它？这种看法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未曾调查，还不好妄自小看作家们。但从我个人的阅读直觉来判断，至少现如今（尤其在一些特大事件以后）的“底层叙事”已经暴露出了作家们的如此浅见，大量民俗小说的涌现就是明证。个别通过传统节日喜庆氛围表达底层者非但不底层，反而充满甜蜜自洽、诗意温情人生始末的作品，你甚至能感觉得出，作家对现实、对时代、对他本来熟悉的那个底层世界，不知隔膜到了什么程度。话说得难听点，心灵已经被一些强劲的“喜庆”风、“和谐”风吹得早已找不到北了。沉浸在如此“良好”环境，满脑子的感激都写不完呢，还哪顾得上审视那些攒动着的人头心底里到底是什么感受？艰深的理论，面对如此之现象，一会儿命名，一会儿发现大众的最新趣味，一会儿又窥斧运斤说是体现了什么时代对文学的新要求，等等不一而足。但依我浅薄的智商和残缺的记忆，民间老百姓对这类事从来有个准确的说法，那就是“和稀泥”。与文学沾边的事，把作家说成是“和稀泥”也许不雅，但也实在没办法，老百姓的智商没有那么缠绕，故意掩盖事实真相、有意撒谎骗人、搅屎盆子，话再说得好听，名头再大，叫法再动听，本质上它也还是“和事佬”，而且是令人作呕的“和事佬”。
把屎壳郎说得再天花乱坠，屎壳郎的成分毕竟是屎；给落霜的驴粪蛋再怎么赋予审美的形式，驴粪蛋始终是驴粪蛋。通常见到的批评文字，总乐意用“投合消费主义”、“迎合大众口味”、“娱乐化”等等自认为尖锐的武器指责这一类文学的写手，还十足地觉得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实际上，底层文学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思想、价值、良知之类的批评，差不多早已是对牛弹琴。因为人家的目标或者用意，就是建造一个个围绕“和谐”、“幸福”、“盛世”的传统文化。准确地说，他们只在乎昔日哭鼻子抹眼泪的人在文化中如何被改变，变得如何安详、快乐、诗意的事，而不是建造的文化氛围如何遮蔽、歪曲哭鼻子抹眼泪的人的事。别尔嘉耶夫对奴役人的“个体人格”的诸多因素有过精辟的见解，其中在谈到美感的诱惑与奴役时，他写到，宗教的唯美主义全副身心地关注宗教仪式，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由此进入麻醉状态；道德的唯美主义以人的美和美感代替人的具体生存和人的个体人格；哲学的唯美主义，则放弃追求真理，仅朝向审美者，仅注重人的某种激情状态，仅关心和谐与不和谐的建构；而政治的唯美主义则摈弃正义、自由，跟哲学的唯美主义一样，仅仅钟爱某种激情状态。
以此观之，由当初的尖锐、勇毅转向到实际上的伪浪漫主义的“底层叙事”，表明它只是一个全然生活在自己的感觉和激情状态中的审美者，那么，这种仅关注“怎样”，而不关注“是什么”的被动主体，其灵魂结构体察过的事物，只能以对现实的回避为前提。他们不再找寻真理，当然也不会发现真理。就像别氏说过的，“找寻”是主动性，不是被动性。同样，“找寻”意味着奋斗和挣扎，而非顺从。
表面看，这是当代中国作家思想的眼光不够深透所致。譬如颇有蜂拥之势的“底层叙事”，眼睛就盯着吃喝拉撒睡那么点事，等这点事过了，再往下走一步，涉及到同类长期以来被困顿的精神问题，没人愿意深究，基本上是集体性近视。骨子里，不能不说与近年来大力倡扬的某一路文学传统有关。这一路传统的彰显，表明了要“文学性”——实际上是要“本土性”人类化的人，一开始就从根本上背离了人类性，至少在审美的幌子下远离了探讨人类性的重要话题。
汪曾祺的确开启了当代不谈政治、少谈政治的文学先河，沈从文的启示似乎也在任时局怎样变动文学总要在“人性美”（多数模仿沈从文的创作者并不愿深究“美”的背面还隐藏着什么）上有所建树，张爱玲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热”，反复的阐释中人们已经没有太大的热情审视张爱玲的“悲凉”了，张爱玲留给当下文学创作者的遗产恐怕只有不辨、少辨善恶是非，只有“好玩”的“世俗之心”了。在如此普遍而异口同声的文学气流中，我敢说，文学只能出产大同小异的“文化价值”、似是而非的时代信息和十分过气的诗意浪漫。不可能诞生高屋建瓴的大悲悯、顶天立地的“个体人格”和透彻人心的真抒情。本来很有前途的“底层叙事”突然收敛起犀利的批判锋芒，进而不明真相地醉倒在浪漫主义怀抱，意欲何为？也许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