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拣出几粒烂樱桃
作者：郭玉斌
严文在说到萧军与萧红在哈尔滨的那段苦难而浪漫的生活时说，“他们白天找生计，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写被收进二人合集《跋涉》里的那些诗文”。这给人的直觉是：《跋涉》是一本诗文集。其实，《跋涉》作为二萧作品的合集，收录了萧军的六篇小说，萧红的五篇小说，应该是无可争议的短篇小说集，它可以算作“文”集，而不是“诗文”集。退一步说，《跋涉》里确实有诗，但仅一首，那便是萧红的不足20字的“小诗”《春曲》（之一）：“那边的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并且，这首小诗不是作为正文收入的，而是放在了扉页，作者明显地是将它当作了全书“题记”。也就是说，《跋涉》中的诗，无论是篇数、篇幅，还是位置、作用，都改变不了《跋涉》作为小说集的本质。我们总不至于因为《彷徨》前附了一首短诗“寂寞新文苑，平安古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就说《彷徨》是诗文集吧。另外，从写作时间上看，那首《春曲》是在二萧相识之前萧红写的，因为萧红落难哈尔滨东兴旅馆的时候，萧军受《国际协报》副刊的主编裴馨园之托，前往旅馆探望萧红的时候，就在桌子上看到过这首诗。所以无论如何这首诗也不在“他们白天找生计，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写被收进二人合集《跋涉》里的那些诗文”之列。
严文提到二萧的婚变时断然地说：“1937年，他们终于彻底分手。”实际情况是：1937年1月间，萧红从日本返回上海，二萧再聚首；由于两人之间仍旧“战火不息”，萧红很失望，于同年4月只身去了北平；萧红在北平仅住了一个多月，因为租房没有着落，而萧军在上海忙于编《鲁迅先生纪念集》，实在无暇北去，写信说自己“身体欠佳”，萧红接信后立即离京返沪；经过东京、北平的两次别离，两人关系大有改善，萧红情绪开始好转，但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八·一三”抗战后，二萧随上海文化人一道退往武汉，住在小金龙巷21号的诗人蒋锡金家里；10月下旬端木蕻良来汉，与胡风、萧军等同办《七月》，不久也搬到蒋锡金家，与二萧同住一所房子的不同房间；1938年1月末，萧军、萧红、端木、艾青、田间、塞克、聂绀弩等作家应西北民族大学校长李公仆之邀，离开武汉赴山西临汾。通过上面的简单勾勒，我们知道，从1937年1月到1938年1月，这一年的时间里，二萧的感情时好时坏，聚多离少，根本不存在“彻底分手”。真正的“彻底分手”是1938年的事。前奏是他们到临汾不久，日军战火烧到临汾，“民大”决定撤离，受聘作家不愿随“民大”撤走的，跟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此时二萧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萧军要投笔从戎，去五台山打游击，萧红苦劝不听，才各走各路。4月，萧军从延安转赴西安，再见到萧红的时候，萧红已经和端木在一起了。萧红提出：“三郎（萧军），我们永远分开吧！”萧军平静而轻快地答应了她。至此，萧军、萧红才算“彻底分手”。
关于萧红的两次生育，严文说：“几个月后，她（萧红）生下了一个死孩子。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二次，萧红孤苦伶仃地面对‘刑罚的日子’，生下没有生命没有父亲的孩子。”这样写的确很具感染力，但又与事实有出入了，因为萧红两次生的都不是死婴。第一次是1932年秋，在哈尔滨生下的一个女婴，这是萧红与她的未婚夫王恩甲的孩子。因为王恩甲一去不返，萧红的处境极为艰难，所以孩子在产院降生不久就送人了。1939年1月，萧红在重庆江津的好友白朗家中生下一个男婴，这是萧红与萧军的孩子。但萧红的第二个孩子是降生几天后才夭折的，也不是严文所说“生下了一个死孩子”。特别是在哈尔滨出生的那个孩子，一直是萧红的牵挂。萧红的小说处女作《弃儿》是一篇自传性的小说，就写到了弃儿过程中的刺骨锥心的痛苦。另有人记叙了1937年萧红在北平时的一个细节：“每逢走到儿童服装的橱窗，萧红就踌躇不前，望着陈列着的童装，思念她那没有下落的孩子。”（赵凤翔《萧红与舒群》，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期）萧红在香港病重期间还曾对看护她的骆宾基提起过她在哈尔滨生过的这个女孩子:“她怀念地沉思着:‘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大约这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直到她在弥留之际，还曾让端木蕻良答应，将来有条件去哈尔滨，一定要把那个孩子找到。
严文中还有这么几句表述：“这是1940年的香港，烽火连天，一个喧嚣激情的大时代。但萧红所能把握的，只有回忆。她懂得属于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在难耐的病痛和深深的孤独中，她开始回忆，在回忆中踏上回家的路。”接着作者评说了《呼兰河传》的写作。很显然，作者把《呼兰河传》的写作认定是开始于1940年的香港，但这显然又错了。萧红早在1937年10月在武汉的时候，就开始了《呼兰河传》的写作。当时二萧的房东——诗人蒋锡金看了小说的开头部分，他回忆说：“我读了她写的部分原稿，有点纳闷，不知她将怎样写下去，因为读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开头几段，她一直在抒情，对乡土的思念是那样深切，对生活的品味是那样细腻，情意悲凉，好像写不尽似的；人物迟迟地总不登场，情节也迟迟地总不发生，我不知她将精雕细刻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来……”（蒋锡金《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载《长春》1979年第5期）而直到1940年12月《呼兰河传》才在香港脱稿，小说连载于1940年9月1日到12月27日的香港《星岛日报》。萧红写《呼兰河传》，流徙多地，历时三年才完成。可以说，《呼兰河传》是萧红酝酿最久、寄情最深的一部小说，而绝非1940年开始创作于香港。
其他还有些不确切之处，比如：说1940年的香港是“烽火连天”。而二战期间，香港经历战火仅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到25日（当天正是圣诞节）这18天，也就是从日军进攻九龙，到日军攻入香港，港督投降。再比如：说萧红到香港（1940年1月）时，她离开家乡“已整整十年”，而细算起来，萧红离开东北（1934年6月）是5年半，而离开呼兰（1931年10月）也不过9年，未足“已整整十年”
严文文笔很优美，诗一样，也不乏思辨和深度，且行文不拘一格。但这些还不够，因为文艺论文毕竟不是文艺创作，不可戏说、演义、虚构，不可以讹传讹，不可“为赋新词强说愁”。我在想，如果作者更严谨、求实一些，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硬伤”，一定会给读者更多一些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