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关于年龄的歇斯底里

作者:狄 青




  出生在非洲津巴布韦的英国老太太多莉斯·莱辛获得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那天,她一个人打车到超市购物去了。回来的时候,老太太看到许多人把她家给围上了,当她得知消息后,幽默地说:“我还以为你们在这儿拍连续剧外景呢。”说完就一屁股坐在了自家门外的台阶上一面擦汗一面接受记者采访。我也为这位可爱的老太太松了一口气(尽管我所希望的米兰·昆德拉没有获奖):她终于熬得斯德哥尔摩那些个家伙也没了脾气(多莉斯·莱辛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已经有40多年了)。说实话,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奖项授给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多少有点儿不厚道。因为,谁能料得到如此高龄的老人不会因为年事偏高抑或身体方面的原因而等不来这个奖呢?
  好在,莱辛终于获奖了,她也为全世界的老同志,当然,主要是为全世界的老作家们争了口气。有个统计,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的创作年龄总体时间不长,尤其在当下,超过70岁还在写作,还是一线作家,尤其是还以创作小说为主的可谓凤毛麟角。这和年龄、体力肯定有一定的关系,但我以为,这和我们现行的体制以及社会价值认知水平有着更大的关系。在美国,80多岁的诺曼.梅勒还是各种纯小说类出版物的主要作者,据说,在梅勒去世前不长的时间,他还在病床上写作新的小说。而在我们这里,随着专业作家60岁退休回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作家自己)都认为:差不多了,该歇歇了,想写的话,弄点小散文小随笔得了!
  朋友从国外回来,对咱们国内的好多这些年冒出来的新词语感到莫名其妙。比如“40、50人员”。我耐心给他解释,告诉他,所谓的“40、50人员”,也就是40岁50岁下岗再就业的、享受政府特殊照顾并需要全社会关爱的那一批人员,也可以说他们属于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弱势群体”。于是朋友大骇,感到万分不解,因为据他讲,目前在西方社会里,40岁、50岁恰恰是人的一生中最好最黄金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而且联合国有关部门也把青年的标准定在了49岁以下,就连国外的女孩子找可以托付终生的对象都愿意找“40、50人员”,反倒对与她们同年龄的男孩子嗤之以鼻,怎么在我们这里,“40、50人员”却成了社会的“帮扶群体”,甚至是“包袱”?不光久居海外的朋友不理解,我也很难理解,我们现行的各种年龄歧视是怎么形成的。给人的感觉是,在我们这里,像莱辛那样的上世纪的“10后”别说整天写东西,她早就该老老实实在家里含饴弄孙、享受医保劳保等惠老政策了。
  我们的平均年龄在增长,但我们的创作年龄却在减少,这令人十分困惑。对此,我以为,我们的媒体和价值认识体系起到了十分不好的作用。没错,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价值认识系统,几乎无时无刻不把年龄挂在它们嘴边,拿年龄说事儿,把年龄简单化、模式化、妖魔化。去人才市场应聘,清一色要求的是“35岁以下”;翻开报纸一看,不是“80后如何如何”,就是“90后后来居上”,仿佛这个世界只有“80后”的人在活动在创作,仿佛我们的一切都要以“80后”的喜怒跟哀乐作为参考和标尺。“80后”说的话就是社会未来的声音;“80后”的文学创作就是中国未来的文学创作;“80后”会自己给自己做饭吃了,我们全社会都会和媒体一起长出一口气;“80后”的作品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了,我们文学界的众多师长就会为之欢欣鼓舞;“80后”在索取之余懂得感恩了,我们一起默念“阿弥陀佛”;“80后”终于有一搭无一搭的想入作家协会了,就有文学界的老同志第一时间站出来为之忙前忙后,抄袭和道不道歉在“80后”的面前全都不再成为任何问题,甚至不堪一击,因为老同志说了,任何作家“借鉴”他人的作品都是难免的……想来是多么的滑稽透顶跟荒谬无聊啊!更令我搞不明白的是,对文学界而言,69年与70年有什么区别?79年与80年又有什么不同?是思想理念不同?还是从事的写作题材方式不同?甚至是性生活方式不一样?但在作协、刊物、媒体、评论家那里,这二者之间却早已是咫尺天涯,人各一方了,如同是手足兄弟一般被生硬而且残忍的撕裂开来。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中外文学史上是否有如此简单、机械、生硬、粗暴的以十年为单位的“某某后”作为间隔、区别、衡量、判断一个群体文学创作乃至生活和社会角色的方法。至少在我有限的目力所及,无论是国外的“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法国新小说”,还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的“新鸳鸯蝴蝶”、“创造社”、“语丝社”、“新感觉派”,全部都是以创作手法、思想和理念乃至地域跟个人经验来区别创作人群的,能因为徐志摩比戴望舒大十岁就不算同一代诗人吗?能因为老舍生于19世纪,而巴金生于20世纪就不算同一代小说家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一个人是出生在1979年12月31日还是1980年1月1日作为区别两种文学乃至两个时代文学的圭臬。别以为生日差一天无所谓,有出版社专门给“80后”出丛书,卡的就是这一天;有带有政府背景的单位搞培训班,较劲的也是这一天。如此说来,我们的文学环境和出版环境在对待作者年龄上不仅显得幼稚无知,而且十分的粗暴无理。
  鲁迅和柳亚子都出生于19世纪的80年代,算起来,鲁迅比柳亚子还要年长6岁。然而,在新版权威的《中国文学史》上,写的清清楚楚,鲁迅是现代文学作家,而柳亚子则属于近代文学作家。“近代”在历史课本上的解释应该属于“古代”的范畴,可要按当下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区分大法”,柳亚子老先生自当是“80后”无疑,且比鲁迅的“80后”更“80后”,至于他是以文言文写作还是用白话文写作,对有些人而言简直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抑或说能打动他们的只是年龄而已。
  曹禺23岁就写出了《雷雨》,但看一下那个时候各种媒体对曹禺的评价,却没有“这后”、“那后”的吹捧和归类,只有对他作品认真的剖析和褒贬。然而在我们当下,你写过什么几乎不重要,听到最多的问话是:“你是‘80后’吗?”你如果说不是,对方的失望表情甚至可以令你别扭到无地自容,只恨爹娘早生了自己这么些年,错过了现如今专门给“80后”们创造的如此宽松的出版、出名和加入作家协会的大好环境。
  从前只听说有领导干部改年龄的,最狠的竟然改小了十几岁,那不光是为了多拿公款喝几年便宜酒分几套便宜房,往好了说也是想为老百姓多做几年人民公仆吧,出发点理论上是不错的。然而现在不一样了,写东西的人都想改年龄,因为都想朝“80后”靠近一点。也的确有不少作家改了,人家是一年长一岁,他是一年比一年小,倒着长,真应了那句广告词儿了,去年30,今年18。
  严格地把人群分成三六九等,是计划经济社会的产物,其中国特色之明显,恐怕无出其右。整天把“80后”“90后”挂在报纸和各种网站的标题上,挂在某些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界老同志的嘴边上,一方面说明了咱们媒体的集体无聊,一方面也说明,对年龄的斤斤计较不仅没有随着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而转变,反倒在媒体强势语言霸道的推波助澜下变得更为严重,在本应该更包容、更大度、更多元化、更实事求是的当下,一个人的年龄却在变得扭曲并且歇斯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