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深挖文学的两条根
作者：毛志成
真正入实的回答其实只能是：人最恨的是人；人最爱的也是人。恨和爱，成了人类文明表现、文化行为、文学动力的两条根。若是再深问：在恨和爱两条根之中，什么是主根？有人说是恨，有人说是爱。说主根是恨，绝对有道理；说主根是爱，也绝对有道理。不信就先举一举很直近的例子。近几十年中，中国有两部必读教材：一是“文革”，一是汶川的大地震。读“文革”，你可以看清人恨人（包括“人性恶”）的普遍化、流行化、疯狂化；读汶川大地震所牵动的人和事，你必须承认那是人爱人（包括“人性善”）的举世共识、举世壮举。
对上述的事，不能草草去读，不能浅浅去想，要十分入实地去读，百分入深地去想，去思考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弄通这样的事，尤其是懂得如何将中国国民（特别是文学本身）的爱根深扎下去，坚实起来，这实在是大幅度提高国民素质的特大问题。要想将中国国民“人爱人”（包括“人性的大大善化）造成新风、强风，我们就应不怕说实话、说深话，包括去说：中国几千年，文学（以及诸多社会现象）的主根曾经是恨而不是爱。而爱，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凭空拟想出来、少数圣贤虚构出来的或刻意冥想出来的神思、美言，而是有实实在在前提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开发这个根的前提，而且又确实到时候了！
在此，我们仍不妨先说说若干年前的中国夙见。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批评一种主张，即：“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毛泽东认为：“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对这样的见解我们当然认为无比正确、英明，但事后想了想，也难免产生了某种悲凉感和疑惑感。例如：一，实现人类之爱要等到阶级消灭之后，那样的年代太遥远了，今天的人和此后若干百年、千年的人是等不到的，也包括作家。二，即使消灭了阶级之后，人人、时时、处处都是爱的天下了么？如果真是，爱成了人人的本能，人人的家常菜，司空见惯，还会有各种特殊的声音（如笑声、哭声、喊声、骂声、口号声、不平声、咏叹之声等等）存在么？换句话说就是：还会有文学存在么？
再细一想，也就想通了：地球上、世界上产生文学，本来是也理应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或曰一个周期，有生就有灭。设想到了数千年、数万年之后，人对人都以爱为本能、为习惯，天天互示的都是拥抱、亲吻、抚爱、甜言，也必然用不着分出精力去耍弄文字。那时即使有文学，有用文字作表达方式的文学，也是今人无论如何也猜不出模样的文学。
可惜那样的盛世无比遥远，有人等不到，有人不必等。不等就不如关注一下眼下、脚下的事。眼下、脚下的事，其一便是先思考一下此前的文学、作家，其思想、情感或写作行为的原动力是什么？也就是说，是基于爱还是基于恨？
要我去说，我只能说：那时的原动力是恨，包括憎恨、仇恨、妒恨。古语说的“不平则鸣”，不平就是恨。古代的文艺方针之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中的“歌”至少有一大半是指骂、怨、叹。纯粹指爱的固然有，如情歌情诗之类，但比重毕竟少之又少，远不如写各式的恨为多。
中国古典文学的几大名著，我看写作的原动力也大多是源于恨。如《三国演义》中的种种征战，都离不开你死我活式的屠戮。《水浒》中的108个好汉（包括其中的“女好汉”），大都有杀人行为。《红楼梦》中的主子恨奴才、奴才恨主子、主子之间与奴才之间的互恨，占的篇幅也太多太多了。《西游记》中，虽然唐僧大讲慈悲，但手下的那几个徒弟以及他们的对头，都无一例外地离不开打打杀杀。连《儒林外史》中的一大群文人，也离不开恨。
不过那些恨，大多表现为某些人对某些人的恨。到了近代，恨的级别和品位就空前提高了，上升为“阶级仇恨”。与之相对应的，是“阶级感情”、“阶级友爱”之类。但恨与爱的比重和程度，还是前者超大而后者偏小。到了“文革”，恨尤其成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和主要行为。将大量的人定为“阶级敌人”且恨且斗（包括武斗），即使是互称“阶级兄弟”的人之间也随之将“阶级斗争”分化成了“派性斗争”，互恨得咬牙切齿，互杀得鲜血淋漓。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以恨为原动力，为基本意识，为主要行为，而将爱视为一种在特殊情况下才有的东西，还有时甚而视为必须否定的东西（如当年就曾将“爱”贬称为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云云）。尤其是只承认功利式的爱（如以阶级本位、等级本位以及各种利益本位为主旨的爱），而不承认基于人性本身衍生出的爱，这可能是多年前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一。
爱，需要上岸，需要启蒙。上岸，首先要做的是告别以恨为原动力的那种轮船或小舟；启蒙，首先要读的是种种真正《爱经》的原本、真本。
爱，可以像一株树一样，能分蘖出千种万种枝叶，但主根却只有一个，这就是仁爱。有了仁爱，无论是政治性的爱还是经济性的爱，无论是对国对民的爱还是对世对时的爱，对族对亲的爱，以及对强者的敬爱或对弱者的怜爱，包括纯属两性之间的私爱、隐爱、密爱，都会有较高的质量和品位。
爱有爱根，恨有恨根。虽然中国是发现“爱根”（如子曰“仁者爱人”）最早的国家之一，但在实际上爱根扎得颇浅，而恨根（包括有缘有故的恨和无缘无故的恨）却扎得太深太深。
小农文明咯噔一下子跃升为商业文明（或称市场文明），文学又极容易演绎成小市民文学或洋市民文学，恨根仍未除。而他们表现出的“爱”，也往往以“利之爱”、“性之爱”为最大亮点，而仁爱的因素尚乏，有时尤乏。
中国文学要想启蒙，我意先不急于开发、生产、推销“性爱”，而要用双倍、多倍的力气播种仁爱，培育仁爱，强化仁爱。虽然性爱也是文明和文学的胚芽之一，但只有“性”而没有“爱”的人类与兽类无大区别。性爱毕竟有太多的因素是自然属性，那种“爱”也大多属于个人行为，而且排他性极强。而“排他”，又常常与“恨他”有多种瓜葛，致使人间不宁。仁爱为什么宝贵？首先在于这样的爱除了有“爱己性”之外，更多的是“爱他性”。什么是“爱他性”？说小一点是“我”爱我所加入的“人群”，说大一点就是“我”爱我所共属的“人类”！
“爱我”式的文学，尤其是“恨他”式的文学，都称得上源远流长、波浪滚滚。这里说的“我”和“他”，可以包括个人，也可以包括群伙、集团、帮派、政派、学派、等级、阶级、民族、国家等等。有的只因为有各式各样的仁爱，营造出了不少的文化精品；有的只因为有各式各样的义恨，也生产出了不少的文化名著。关键在于那样的爱和恨都大，又都以爱为出发点，从恨中提炼出的也是爱。至于无缘无故、近于本能式的“恨他”，则常常恨得既愚且陋。某些作品将猥琐之恨镀上“大爱”之金，虽然也很容易火爆、轰动，但在有德有智的读者看来，终归是劣品、赝品。
当然，真正优质的“爱他”，包括用通俗术语译出的“爱民”，不仅表现为对真情实感的赞美，更包括基于真正负责而写出的批评性文字，警示性文字。
中国文学史几千年，恨之根也深植了几千年。今天应该结束那个周期，另行换成爱根了。对昔日的恨之惯性，回头一笑即可。
去谈这样的问题，就不能不谈另一个问题，即人性问题。当年毛泽东颇为摇头于“人类之爱”和“普遍人性”，鉴于当时的时与势，摇头无疑是有道理的。他只尊崇“阶级”、“阶级爱”，也是事出有因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讨论“人爱人”的话题时，若是将“爱”做了太多的限定，如只爱“阶级兄弟”、或各式“同仁”，或只爱道德楷模式的君子、义士、英雄、贤人，而没有义务爱“非我式之人”，这样的爱毕竟是狭义的。而真正之爱，高品位之爱，纯粹的爱，首要的意趣是爱一切生命。汶川地震中的一切救人者，绝对没有先追问一下对方是什么人，是否值得去救，而是见了人就去帮，见了生命就去救。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警察为了去救犯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爱生命，爱他人生命，爱所有人的生命，牺牲自己也要去救，这就是人类之爱，就叫人类对同类的本能之爱。这种品位之高，堪称史无前例的，也是中国国民素质的真正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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