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丰碑，光华永远璀璨
作者：蒋国忠
确实，我与先生还有点“缘”。他是四川万县人，我是上海南汇人，而我还在南汇读高中时，就读到了他的成名作《文学的基本知识》。虽然当时似懂非懂，并不太懂，却喜欢极了，只觉得这本书说理透彻，材料丰富，文采飞扬，是属于我当时心目中最为理想的理论文字。令人惊喜的是，1959年我考入复旦中文系，执教“文艺学概论”的，就是我所敬仰的蒋孔阳先生。当时蒋先生三十多岁，西装革履，神采奕奕。虽然浓浓的四川口音，我初听还有点吃力，但我喜欢他的课，不仅听得认真，记得仔细，还及时复习，积极阅读参考读物，所以我几次期末考试，《文艺学概论》都得了好成绩。不过，其中有一个学期的考试，采用口试方式，则着实让我吃惊并回味了一辈子。原来在口试时，我抽到的题目是关于古典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我准备了二十分钟，就坐到先生面前谈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先生要我结合一部具体作品谈谈对古典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批判继承问题。我一时有点慌乱，虽然讲了不少，却着意在对古典作品思想内容的批判与否定。对我的回答，先生显然不甚满意。他提起笔，顿了一顿，而后有点勉强地给了我一个优秀的成绩。当时我脸上热辣辣的，又是兴奋又是惭愧。先生最后勉励我要“多读书、多思考”。后来，我牢记着先生的“批评”，按照文艺理论的专题，边读书边思考边作笔记，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了两厚本的读书笔记。虽然这些笔记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价值，但在无形之中培育了我的一点理论兴趣与思考习惯。而正是这一点，可以说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1963年秋，教育部下达扩大招收研究生的文件，我被这股“考研潮”裹挟进去，报考了鲍正鹄先生的《现代文学史》。不过，我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抱任何录取的指望。没想到，鲍先生招收两名研究生，也选上了我。但很快鲍先生又奉调到了高教部。他把我们两个“准研究生”推荐给了“文艺理论专业”。于是有了我后来与蒋先生在同一个教研室工作的机遇。我仔细想想，自己能够读上研究生，能够从事文艺理论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还是与蒋孔阳先生对我的激励和推动，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无论是人品还是文品，蒋先生都堪称楷模。先生笃学深思，心胸开阔，对学生更是宽厚、关爱，但那时毕竟接触有限，感觉还不能说强烈。而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回到了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直接在先生领导下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于是对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了解。说实话，禁锢思想的锁链一旦被打烂，先生的学识才华就像原子核的不断裂变，立即爆发出耀眼的光华。先生的专著、译著接连出版，重要论文在核心刊物上不断发表，其理论价值之大，学术分量之重，真可以用“反响热烈、好评如潮”来概括。有次我到上海作家协会机关看望大学同窗周介人。介人说，他最近到北京开会，刚刚恢复领导职务的周扬要他回沪后代向蒋孔阳先生问候，并说他拜读了蒋先生最近发表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的几篇论文，写得很好。介人要我向蒋先生转达周扬的问候。我当然很乐意，领导同志赞扬自己的老师，还能不高兴吗？第二天我就兴冲冲地到复旦，去先生家“转告”。而先生却显得异常平静，既没有什么“喜色”，也没有什么怨意。先生沉思了一会儿说，“过去了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我开始有点不解，似乎吃了一惊；转而一想，方才醒悟，原来周扬借问候之名，表道歉之实。当年周扬曾坐镇上海“作协”，亲自指挥了对所谓蒋孔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达一个半月之久。对于那种强词夺理、蛮不讲理的所谓“批判”，当事者的印象还能不刻骨铭心吗？但先生宽宏大度，绝不斤斤计较个人恩怨。我起身告辞时，先生还不忘关照，要我转告周介人，倘使见到周扬，代他致意问候。与高官打交道，能做到不卑不亢，礼尚往来，确实不太容易，显现了先生的修养与人格非同一般。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用之于蒋先生，真可谓名副其实，丝毫不爽。先生善于学习，善于吸纳别人的长处，又富有独立的创新创造精神。界内都知道先生有一篇关于建国以来美学界论争的评述文章，被评者都是名家，既要论是说非，又要客观公正，实在不是易事。但名家们读了他的评述，都心悦诚服，一致称好。先生确实非常敬重学术界的前辈与同辈。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带领教研室连续几年举办暑期文艺美学讲习班，除了本校老师之外，还邀请本市与外地的学者名流来讲课。我当时年纪轻，负责课程的安排与落实。在确定邀请对象时，先生对各人的特点特长都很了解。外地学者像武汉的刘纲纪，大家都是熟悉的，没有任何异议；而北京的朱狄，我们都不太熟悉，在当时学术界的名声也并不怎么响。但先生说，此人是中国社科院的，对他虽然不熟悉，但读过他译介西方美学思想的不少文章，写得很不错。朱狄接到先生的邀请，专程来到上海讲课，特别兴奋努力，连续讲了几个半天。对于学术有专攻的老一辈学者，先生尤为敬重。我记得谈到像王元化、冯契那样的大名人，先生关照，要力求请他们出场，讲课题目、讲课次数，不要限定，要由他们自己选择。而谈到朱光潜、宗白华时，先生对他们更是敬重有加。记得有次走在校园路上，不知为什么，我表现出对先生理论文字的推崇，但先生说：“理论文字，真正能称得上好的，要数朱光潜先生。我年轻时就爱读他的文章。”而后补充了一句，“还有宗白华先生”。这句话的印象，我记得非常深刻。
蒋先生敬重前辈，尊重同辈，是众所周知的；而对于后辈学人的关心与爱护，更叫人难忘。先生晚年教学科研很忙，而许多人都慕名而至，要求先生作讲座写序文，所以社会性应酬特别多。先生不厌其烦，总是热情接待，有求必应。我有一年担任中文系毕业班班主任，有位姓李的四川籍学生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但他担心岗位有变，要我写一封推荐信。我不认识该出版社的人，估计写了也没有用处；突然想到先生在该社出版他的成名作，或许认识什么人。我便冒昧地带了小李去见先生。先生听了我的介绍与要求，马上说，我与这个出版社的领导熟悉，当即为小李写了一封热情恳切的推荐信。小李在出版社领导的关心培养下，很快就任担起了该社的重要岗位。现在先生走了，而年纪已经不小了的小李，大概也不会忘记先生为他写的那封推荐信吧。
上世纪80年代初，百废待兴。蒋先生意识到，要提高全国高校文艺学美学的教学科研水平，光靠招收数量有限的研究生还是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全国各地有许多青年教师没有机会读研究生，他们渴望读书，需要提高。于是，根据先生的提议，复旦中文系举办了一期高校文艺学美学助教进修班。由于各地报名踊跃，学校住宿条件限制，只能从一百几十名报考者中，通过考核，择优录取了60名学员。先生参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亲自制订教学方案，开列参考书目，除了亲自主讲中国古典美学之外，还几次为学员作治学方面辅导报告。一年半的进修，助教班每个学员都扎扎实实地读了很多书。现在这个班的学员散布在全国各地，都是当地高校的文艺学美学的教学科研骨干力量，不少人还担任了学校的领导职务。谈起蒋孔阳先生，他们都说，这个助教进修班影响了他们的一生，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先生的远见卓识，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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