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怀念叶蔚林
作者：肖建国
在湖南的时候，前后有十余年时间，我们常常在一起聚谈。叶蔚林是我们这帮朋友中最年长的，处处表现得像个大哥。他有大哥式的仁厚，有大哥式的矜持，还有大哥式的周到。交往之初，叶蔚林已经是个阅历很深，创作经验和社会经验都相当丰富的中年作家了，我们却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毛头后生，对社会、对人生怀有满腔热情和抱负，在创作上也常常有很多新想法，聊起天来，往往口无遮拦，语若悬河，壮怀激烈，意气风发。聊得兴起时，难免激情澎湃，热血贲张，便会各种形态毕露，有的蹲在了椅子上，有的坐到了地上，有的歪在了桌子旁，莫应丰还常常会脱掉衣服，只穿背心短裤，光着脚在水泥地板上走过来，走过去，把各种话语像水枪一样喷射出来。只有叶蔚林，总是沉稳地坐在一旁，衣冠整肃，左手夹支烟，微眯双眼，温厚地、专注地看着每个人表现。他当然也会常常插话，有时还适时调侃一句两句。他永远不在聊天的中心，但他的插语却常常是点睛之笔，几句话便直刺事物的本质；他的一句两句调侃也充满智慧，往往一下就激起满堂轰笑。
叶蔚林衣着随便，但是对吃讲究。他也抽烟、喝酒、饮茶。量都不大，要求很高。那时候我在卷烟厂做工，朋友见面时总会拿出从厂里带出来的次烟分发给大家抽。老叶接住，放在眼前看一看，转手就给了别人，不抽。他对于饭菜尤其讲究。讲究精细，讲究色香味。他对于莫应丰什么都可以作下酒菜的行为不能容忍。他常常嘲弄莫应丰：“这样粗糙的东西，吃了有什么味道？”
初跟叶蔚林认识的时候，以他的作派，谁都会以为他是富家子弟出身，从小好吃好喝好玩长大的。错了！其实叶蔚林是经历了太多苦难的。他出身也是农家子弟，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小乡村里土生土长。1950年，他不到16岁，就扭着秧歌参了军（这倒是很浪漫的）。部队在广西的十万大山一带，全是深山老林。1960年，他从部队转业到湖南，搞专业创作，不到一年，就主动请求，携家带口下放到湘南山区的一个县落了户。他在农村几十年生活，一个农民所会的农活儿，他都会，一个农民所经历过的苦难，他都经历过，他能说一口地道的湘南土话。他对农村和农民，有着十分深切的了解和认识。正是这种经历，使叶蔚林创作的笔触始终专注在中国农村的这块土地上。叶蔚林和我单独作过一次长谈，内容大致是每个作家都应该有个“根”，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生活土壤。我想，叶蔚林的“根”，就是生他养他的中国南方农村。
叶蔚林当过10年兵，1979年以后就在省城住下来了，在城市也生活了近30年时间，可是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几乎全部写的是农村和农民。他的那些堪称当代文学的名篇：《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蓝蓝的木兰溪》《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写的都是农村，就是到了老了，发表的一些忆旧散文，写的也都是农村的旧人旧事。这使我想到，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对农村农民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他终身追求自己的目标：要把写作的“根”扎深，扎深，再扎深。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有了热情，又终生不渝地努力探讨，还会做不出成绩来么！
我一直认为，在湖南的作家中，叶蔚林是素养最好的一个，文字功底也是最好的一个。叶蔚林只读了中学，文凭很低，底子很差，可是他读书很多。他在乡村、在兵营的时候，条件很有限，生活也是很艰苦的，但是每日孜孜，手不释卷。后来当了专业作家，成名以后，也还是大量地读书，常常通宵达旦。50年代、60年代，他读得最多的是俄苏文学。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高尔基、肖洛霍夫……凡那个年代出版的俄苏作家作品，他差不多都找到读过。不少作品，反复诵读。他尤其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他觉得屠格涅夫的文字优美，意境优美，优美而不失厚重，苦难深重却不失幽默，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他的记忆力惊人地好。读过的书，概莫能忘。一二十年后，我们相处的时候，他还会跟我们背诵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一些片断。应该说，俄苏作家对叶蔚林（也包括那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后来到了80年代，中国门户开放，世界上各种文学流派的作家作品被介绍了过来，叶蔚林欣喜至极，经常从书店里把书一摞一摞地抱回来，日夜诵读。读完了，迫不及待地把我们叫过去，喝咖啡，喝酒，大谈读后感想。然后，把书一本一本借给我们。我们借了书，连夜读完，总会及时地还回去。“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一堆惜书如命的痴子凑在一起，个个痴得可笑。有一回叶蔚林叫我，我没在家，他就用报纸把书包好了，叫他妻子送到我家里。他在报纸上面写了一行字：“读完即还我。”
叶蔚林的妻子陈大姐，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女性。漂亮，贤惠，能干，宽厚。礼貌周到，举止得体。他们家在省文化厅宿舍的五楼（叶蔚林曾做过文化厅的艺术处长）三房一厅。厅里陈设简单，但干净整洁，窗明几净。随时进去，都像刚擦洗过一样，纤尘不见。我们每次去，陈大姐早已笑吟吟地在门口等着了。她把我们让进书房（叶蔚林在书房的沙发上面朝门口坐着），安顿坐下，每人泡上一杯茶，就轻轻地出去了，随手把门带上。到了吃饭时间，她推开门，笑吟吟地问：“饭做好了。现在吃，还是等下吃？”每次离开，她都会跟在后面，送我们下楼，一直送到大门口，然后挥挥手，说：“你们要多来。每次你们来，老叶都好高兴！”
叶蔚林对自己的创作要求是很严的，近乎苛求。每有构思，他都要跟朋友们谈，跟作协干部谈，甚至跟不相干的人也谈。他跟人谈构思，就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升华的过程。一到进入写作，他就不愿再让人看到。他常常喜欢说一个比喻：写作也跟撒尿一样，有人看着是撒不出的。稿子写成，一旦出手，都是干干净净，整整洁洁。我至今保存他给我写的一篇序的原稿。稿纸上的字，一笔一画，恭整飘洒，一丝不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叶蔚林写作很慢，一天也就一千字，两千字。每个字，每句话，都是用心血铸出来的。他笔下的人物，男的刚强，女的柔美，无不艰辛曲折，苦难深重，但他用美的文字，用美的意境，用牧歌般的谐趣，表现了一种把人向光明引领的精神力量。叶蔚林一生，发表过不少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发表过大量散文，可是没有发表过长篇小说。他曾经有过一次长篇创作的尝试，写的是轰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道县杀人的题材。他已经写了十余万字，拿到上海请巴金看看（这是他惟一一次拿未成稿示人）。巴金老人看了后，跟他说，写得太惨烈了。文学不应该光是表现惨烈。叶蔚林回到宾馆，想了一天一夜。然后，一把火将稿子烧掉了。他准备另起炉灶，重新再写。“文化大革命”中，叶蔚林就下放在道县邻近的江华县，“文化大革命”后，他又数十次深入到道县考察。他已经把这个题材放在心里琢磨了几十年。以他在80年代的盛名，稿子既成，发表和出版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他还是毅然地把稿子投到火里烧掉了。自断退路，另寻出途，使人不能不对叶蔚林的精神肃然起敬。
叶蔚林出道之初，以歌词成名。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从60年代一直唱响到现在。到了80年代，他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在全国连续获奖，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声誉。但他自重，没有想过用声名谋利。他是我所知道的为数很少的没有写过报告文学的小说作家。他也很少给人作序。他给有数的几个同行写的序，都是精心研究过作家作品后，认认真真写出来的，写的都是坦诚率性的大实话。从心而作，真情洋溢，时有见地，绝不敷衍。
其实叶蔚林不是湖南人。他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广东的惠阳。他是16岁离开家乡，出外闯世界的。前些日子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想起我们几十年交往的一些事情，感到十分沉重、伤感。
算起来，叶蔚林还只有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