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一次批评的经历
作者：陈福康
我兴味盎然地翻看这一章，不料却读到了下面这样的译文，忍不住就想笑：“郑振铎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那样，走进故纸堆，开始清理，展示，评价，发现。……在这项工作中，日本人也帮了他不少忙。他们在日本本土某地弄出公元七世纪的诗歌体爱情小说《寻访山洞圣人》，据说是他们的前辈在中国用黄金换来的。”我想，如果对中国小说史或文学史略有了解，或者读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鲁迅、郑振铎有关文章的人，都会知道这里说的就是1920年代从日本复制回中国的唐代张鷟的《游仙窟》。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当年以至今天，国内出版了不知多少种排印本、影印本，因此决不是“僻书”。该小说是用骈体写的，但“骈体”却被返译成“诗歌体”，真有点滑稽；而“仙”被返译成“圣人”，就更令人发噱了，因为小说中的“仙”实为堕入风尘的妓女，不料如今竟成了“圣人”！而原文“游仙窟”的次序则成了“游（寻访）窟（山洞）仙（圣人）”了。
再看下去，又读到一段怪怪的译文：“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在这里讲童话。苗传荪先生1915年在上海就发现过最古老和最绚丽多彩的故事集——《京都传说故事》（16世纪），他是在和他一样逃难到上海的亲戚的包袱里发现这书的。”这“苗传荪”是何许人？不曾听说过啊！但略一猜测，就想到了近人缪荃孙，于是也就立即想起了他发现并于1915年刊布的《京本通俗小说》。这在中国小说史上也算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写到过此，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分别影印和排印出版过，因此也决不是什么“僻书”。“京本”和“京都”的意思相差亦甚远。
我知道，现在可笑的翻译可多了。不久前，就在报端见到读者批评有译者将“孟子”返译为“孟修斯”，将《孙子兵法》的“孙子”返译为“桑•祖”的。真可谓数典忘祖！不过，那些误译还只是出现在什么“商报”上，“档次”本来不高；而如今这“诗歌体”《寻访山洞圣人》和“苗传荪”《京都传说故事》，却是由我国专门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的高等学府第一块牌子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师译的，并是由该校的名牌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的人而且有三位，应该有高级职称者在内，再加上出版社的编辑、编审也应该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因此，这就更令人感到遗憾和忧虑了！想一想，这样的译文怎么竟然会从他们的手下写出和发出？现在，这本中译本肯定还要再传到海外的汉学家手里，那岂不把我们中国学界的脸都丢尽了吗？
于是，我就带着这种心情写了一篇批评小文，寄给某读书报社。大概因为文章写得“有趣”，提出的问题也值得忧虑，报纸编辑很快回信说可用。可是过了好久也不见发表，再后来我就收到了退稿。编辑在信中向我道歉，说领导没让发，但没对我说明领导不愿发的原因。我一寻思也就明白了，因为我批评的该书的出版社，正是这家报纸的资助单位。为了“关系”问题，这样的批评文章就不好发了。其实，我是对事不对人(单位)的，因此也不曾多想会不会得罪什么人(单位)。我在那篇批评小文的最后写道：“现在我们的翻译者和编辑者中，不少人除了外文水平很差，常被人指出外，我觉得中文水平差、文史常识差的也很多。本人也供职于一家以讲授外语为主的大学里，曾在本校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拙书，编辑就硬将书中写到的‘清末民初’改成‘清末明初’，连‘明’在‘清’之前似乎都不知道！＂这就说明我的批评还是出于公心的，连自己所在的单位也作了批评的。但既然那家报纸不能发，我就转寄给另一张报纸，后来发表了。
拙文发表后，一天，忽收到该书责任编辑的来信，表示诚恳接受批评，并说书已再版，已将拙文批评到的几处作了修改，并希望我再提意见，因为该书还要重印。这使我很受感动，觉得这种态度真是值得称赞的，同时自己又不禁感到了一丝歉仄之意。因为我平时看书，若发现一些不应有的文史错误，有时又感到实在好笑，就会忍不住写些文章，有时免不了语带讥讽。我还有好几个朋友同我一样，有这个毛病。我说是“毛病”，因为记得好像是清人王先谦说过：“读书当求于我有益处，不当求书中疵处而辩胜之。”我是肯定不符合先贤的这一教导了。因此，当我收到上述该书责任编辑的来信时，就因发表的那篇批评文章语带讥讽而感到有点儿内疚。
但我又觉得自己及我的朋友这样写也是情有可原的。一是，我们批评的大多是值得一读的好书，不值得一读的书我们一般也不屑一批，我们批评你实际上是看得起你，这甚至可用“爱之深则责之严”来解释；二是，现在的书价实在太高了（只有出版社的某些人物却硬说还太便宜），我们对自己掏腰包买的书的质量要求，自然也可以高一点吧，却不料反而常常见到书中令人哭笑不得的差错，不挖苦几句又怎么解气？三是，常看到一些不学无术（或不学有术）的人物大出风头，大发高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于是我们就像张岱《夜航船》中说的小僧，憋不住也想要伸伸脚。四是，“语带讥讽”的文章读者也喜欢看，有些编辑也喜欢发。不过，我知道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容易得罪人的，我甚至碰到过有人想同批评者拼命的事呢。当然，也有人与我“不打不相识”，后来还成了好朋友的。至于编辑或作（译）者自己主动来信承认错误，诚恳接受批评，并欢迎再批评的，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因此，我觉得更不能辜负这样的好意了。于是，尽管当时我特别忙碌，还是硬是通读了该书（原先我只匆匆读了该书第三十七章）。书也是那位责任编辑特意寄来的。
编辑还在信中说，您如果有什么要求，也请来信提出。我能有什么要求呢？我想了想，自己审读了好几天，翻查了不少书，还辛辛苦苦写出意见寄去（我确实又发现了书中不少问题，详见下述），那么就要求给一点审稿费，也是可以的吧。于是我去信表示了这点意思，还窃不自揣地主动提出，今后若有可能，很愿意担任贵社有关书稿的社外编审。我知道很多出版社有这样的编外审读，我也干过这样的活儿。不料，我将审读意见和这点“要求”寄去后，那位编辑就再也没有回信了，甚至因为我担心他没收到而连给他发去几个“伊妹儿”也不理睬我。这令我十分纳闷。 我想，所谓“有什么要求”，本来就是你让我提的，而我提的“要求”难道又过分了吗？再说，如果我的“要求”真的让你感到为难，也可以来信说明么，怎么可以对一个应你之请付出了劳动的读者这样不理不睬呢？说实话，我似乎有点儿受骗上当、自取其辱的感觉。
又过了好久，我忽在该社资助的某报的专版上，看到该社为这本中译本《中国——我的姐妹》特地召开了一次会，还邀请了不少学界名流为这本中译本大作好评。确实，我也一直认为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是一本非常值得翻译进来的书，出版社引进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该书虽是三人合译，但译文风格一致，十分畅达，没有一点洋腔怪调，也很好。我完全不懂捷克语，但我可判断译者的外语水平肯定是很高的。但该译本是有不足或缺点的，那就是翻译者对本国（中国）的有关文史知识非常缺乏了解，又懒于查书、请教，却敢于瞎蒙。我这些话说得也许尖锐，但难道不是事实吗？该出版社和译者、编辑为什么只喜欢听好话而不喜欢读者的批评呢？相对于我的“语带讥讽”的“毛病”来说，他们这种缺少雅量的毛病也应该反省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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