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新诗时代”即将结束
作者：尽 心
目前的诗歌（暂不考虑歌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格律体的诗（包括词曲），一种是自由体的诗。前者一般被称为“旧体”，后者一般被称为“新体”。在语言的运用上，格律旧体不一定全都使用文言，自由新体也未必等于白话表达，所以不好说成是文言诗和白话诗。
如今，在绝大多数人们的意识里，只要一提到“诗”或者“诗歌”，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指的是“五四”以后出现的这种新体诗，而所谓“诗人”便是写作这种新体诗的人。于是，我们暂且把这个几乎是人为造就的在文学史上、诗歌史上新诗占据主体地位的时代叫作“新诗时代”。我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一边倒的时代可能快要过去了。
既然说到一边倒，那么就不能不说另一边——那种被称为“旧体”的传统格律诗词。假如“新诗时代”结束了，格律体的诗能否成为诗坛主流，造就出一个“旧诗时代”来呢？谁也不好断言，但是我感觉格律体旧诗与自由体新诗平分秋色的时代好像正在轻轻悄悄地来临。
什么是诗？
究竟什么是诗？鲁迅先生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从原始人发出有音节的符号，到涂山氏之女喊出的一句“候人兮猗”，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散曲，几千年来，诗歌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学体裁。明清两代，小说、戏曲兴起，以诗词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形式似乎显得衰弱，但是仅清一代流传下来的诗歌总量就超过了历代的总和。
在唐代，人们把在新规范下形成的讲究平仄格律的五、七言律统称为“近体诗”或者“今体诗”，以区别于原有的那些不太讲究平仄格律的古风体。一千年弹指一挥间，到了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受西方翻译诗的影响，我们的本土产生了基本上用白话写成的形式自由的诗体，被人们称为“新诗”。
也有人认为自由体诗不是诗，而是散文的变种。请恕笔者不敢苟同。在文字产生之前的远古时期，人们口头流传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可以算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诗”和“文”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两条比较清晰的脉络。诗就是诗，文就是文。在汉代，骚体赋有着诗和文的双重特性，朱自清认为：“赋似乎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的发展看，却与文近些，不算是诗。”（《经典常谈•辞赋第十一》）清代的吴乔在《答万季野诗问》中说：“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酒和饭的原材料都是米，却存在本质的差别。再说了，还有一种界于散文与诗之间的“散文诗”，如果诗成了散文的变种，那么散文诗又是什么呢？是炭在氧气中燃烧不充分成了一氧化碳？
中国毕竟有几千年诗歌的传统，这种蕴涵于字里行间的诗意是不会泯灭的，无论是以平仄格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以自由白话的形式表现出来，诗意的韵律之美是无法用其它感觉替代的。诗的体性并不依托于它的外部形态。新体诗当然是诗！而且，这种诗体在一定时期内是不会消亡的，显然也不会被流行歌词取代。
朱自清在《＜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中指出：“现在却无须再学旧体诗了。”可是，不仅他当初说的“现在”大家在学旧体诗，真正的“现在”大家还在学，将来说不定学的人还越来越多，学得越来越津津有味。
柳亚子的旧诗写得那么好，可是他居然在《旧诗革命宣言》一文中断言“旧诗必亡”，“平仄的消失，极迟是50年以内的事情”。他说这话的时候是1944年，眼下在他认为“极迟”的年限之后已经过了10多年。
闻一多也是新体诗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把诗歌的艺术特质概括为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后来，他自称“勒马回缰写旧诗”。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脱颖而出的自由体新诗成了诗歌文化的主流，占据着一时难以摇憾的主体地位，格律体诗被认为是“带着镣铐跳舞”，被认为束缚思想，“不宜提倡”。在这种局面下，谁还会跳出来举旗呐喊：格律体诗至少是中国诗歌的半壁河山呀！其实，即使竭力“呐喊”，终究陷于“彷徨”，别说没有那种“天下云集而响应”（贾谊《过秦论》语）的效果，甚至有如投石于沧海，泛不起些许涟漪。
《诗刊》是一本以刊载自由体诗为主的刊物，现在每期的发行数量据说有些凄凉，但她毕竟种植了一个理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诗就是指的是那种自由体的新诗，诗人就是那种创作自由体诗的人，新诗的时代已经从“五四”以来延续至今。
看历史，看文学史，离得太近了，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比如在当时影响范围很大影响力很强的某位诗人或者某一流派，过了几百年再回头去看，曾经的光环也许就不那么眩人眼目了，比如中唐时期的“大历十才子”等等。骈文在古文（散文）之后出现，曾经时尚，曾经备受推崇，也产生了不少名篇，但它不仅没能代替“古文”，其文学价值以及影响力恐怕都不可与“古文”同日而语。我当然不认为自由体诗可以与什么事物产生可比性，但它离我们的确是太近太近了！
新诗的出现不是坏事情，它的出现也不是以旧体诗的消亡作为代价的。糟糕的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之下，罢黜旧诗、独尊新体变得如此冠冕堂皇；在否定传统、否定民族的狂热中，那写了上千年的格律诗，居然硬是要被赶出历史舞台。我们是否该在冷静的时候反思一下？
其实，无论新诗旧诗都必须尊重对方的客观存在。不能否认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也不能漠视时代气息的熏染，不能一味地食古不化，也不能把喜新厌旧当作非凡的审美。
近90年来，新诗的发展也是一路风雨兼程。摩肩接踵，流派纷呈，“各抱地势，勾心斗角”（杜牧《阿房宫赋》语）。
在新诗的历史上，郭沫若、艾青应该是两座傲然矗立的里程碑。无论他们能够传世的作品多与少，他们的历史地位无法替代。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出现并且一时风靡，被称为是新诗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然而，浅薄愚笨如笔者，直到80年代末对很多朦胧诗还是根本读不懂，雾里看花，花开花落，看来看去，始终没有“看上去很美”的感觉。至于“后朦胧诗”、“第三代诗”或者“第四代诗”，有些人读有些诗产生了咀嚼蜡烛的感觉，有些人读有些诗则兴味盎然。
何为朦胧诗?舒婷的诗朦胧吗？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江河的《星星变奏曲》、食指的《相信未来》朦胧吗？杨炼的诗，海子的诗，西川的诗……他们所共有的特征又怎一个“朦胧”了得！
就在大陆重新翻出半个世纪之前的徐志摩，并且引入台湾的余光中、席慕容诗歌的前后脚儿，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坛出了一个汪国真，他的诗让人读懂了，也让人脱口而出了，也很是被说三道四了一番。
后来，汪国真去玩书法、画国画，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作曲家，虽然至今他还被称为“诗人”，但是他本身的热闹已经跟诗歌没有多大关系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新诗注定的悲哀。
前段时间听说有人把一些白话分成行叫做“梨花诗”，在网上很是热闹了一番，热闹多久不得而知，也许这篇小文章面对读者的时候大家已经不知“梨花诗”为何物了。
这是一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时代，但不是一个“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时代，谁也别想在某一个领域的顶峰占据太久的风光。
当新体诗在诗坛迅猛生长之际，兴盛了一千多年的旧式的格律诗词不知不觉就成了“奇葩”。眼下，虽然新诗也不算红火，但旧体诗还是像一瓶放在冰箱里的白兰地，内里火辣辣，表面冷冰冰。
在新诗旧诗“双冷”的情况下，那一直不被重视，甚至是被压制的格律体诗词好在没有一步步走向灭亡，倒是“千锤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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