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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严督《四库全书》的校勘
作者：金 梅
像以往封建帝王敕修丛书或某种专集一样，乾隆在主持纂修《全书》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当然也是书籍的思想内容，是否有利于维护和强化其封建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尤其那些对清王朝统治者有所违碍和悖逆的言词，更是非消灭殆尽不能罢手安心的。但乾隆的注意力，不止于此。他对《全书》的校对勘误之事，亦反复督责，始终紧抓不懈。与编纂《全书》同时进行的，还有一部规模较小的《四库全书荟要》。就在《全书》馆开馆的当年十月间，乾隆在审阅《荟要》进呈本时，发现了两处错字，便立即谕令总裁“妥立章程，俾各尽心校录无讹”。遵照谕令，总裁根据调查研究，“悉心查核”出现各种差错的关节和原因之后，制定了奖惩校订的《功过处分条例》，层层把关，事各有责，咎有各负。次年(1774)二月，乾隆在翻阅康熙《御制诗集》时，发现将“桃花”的“桃”字写成了“梅”字，分校､复校､总校､总裁各员，都没有校出改正。这使乾隆非常恼火。在当月二十一日的谕旨中，他指责总裁“于呈览之书，竟不寓目”。还说:“全书卷帙浩繁，朕并非责伊等挨篇细校，但能每本抽阅数处，时为驳正，则校对及誊录等皆知有所儆畏经心，何竟见不及此耶!”于是下令将每日到馆的总裁，及有关复校､分校人员，“一并交部议处”。这是说，如再出现错讹，他就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处分了。
然而，虽有严格的考成条例和严厉的圣旨，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鲁鱼亥豕之讹，依然不一而足。先前的警告没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乾隆也就动了真格的了。他在四十二年(1777年)三月二十四日和七月二十三日的两次谕旨中明确规定，从今往后，“所有进过书籍讹错处，交军机大臣通行查核”，凡“分校､复校名下错至两次，总裁名下所校错至三次者，均著查明，奏请交部议处”;凡应议者，总裁“罚俸半年”，总校､复校､分校则各“罚俸三月”，“每三月一次，查办奏闻”。拿总裁来说，如果他在半年之内错校六次，他这一年也就白干了。如果一年内出错十二次，就得倒赔相当一年俸禄的钱。为了稽核总裁和总校等是否在虚应其事，乾隆又于该年十一月间谕令总裁，于进呈书籍内，务必“每十本内抽阅二本，粘贴总裁名签，其未经抽阅者，于每书面粘贴总校名衔”。
尽管屡下谕旨，一再训示，《全书》在文字上，也还是错讹不断。因此，乾隆在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谕旨中，重申其奖惩之规时说，他只是“信手抽阅”进呈书籍，“即有伪舛，其未经指出者，尚不知凡几。既有校对专员，复有总校､总裁，重重复勘，一书经数人手眼，不为不详，何以漫不经意，必待朕之遍览乎?朕若不加检阅，将听其伪误乎?朕……自开馆以来，无不曲予加恩，多方鼓舞，所以体恤之者备至。若此任意疏忽，屡训不改，长此安穷，是徒以四库书馆，开幸进之阶，为终南捷径，又岂可不防微杜渐耶?前定总裁､总校､分校等，按次记过三月，查核交部议处，原不过薄示惩儆，使知愧励，乃各总裁，仅请每部抽看十之一二，以图卸责。身为大臣，即不宜如此存心;乃既经抽看，而仍听其鲁鱼亥豕，累牍连篇，其又何辞以自解饰耶?”为此，乾隆再行严饬:“嗣后务宜痛加猛省，悉心校勘，其于去取誊录分校之际，更不宜左袒，屡乞恩准，以无负朕稽古右文之意。毋再因循干咎。”
在这之后，错讹的情况，才略有好转。但毕竟《全书》规模巨大，卷帙浩繁，参预誊录的3800多人中，又大多系在仕途上没有进展的举人和贡监生一类失意者。他们趁清王朝招募誊录《全书》写手之机，自备资斧，踊跃进京，以期在规定的期限(五年)内，按期按量完成抄写任务后，可以出任州县两级佐官等职。超额超期完成任务者，还可提前议叙授职。由于是冲着官职而来，也就不可能真正尽心尽力，字字必较。从他们参与誊录的初衷上，就埋下了《全书》难免鲁鱼亥豕的根源。对校勘负有责任的《全书》馆各层官员，又不能做到每书细校细勘，其错讹也就难免了。据有关资料统计，单是参预内廷四阁《全书》的校勘者，记过的次数，少则数十次，多则上千次，最高的竟有3700多次。这是就已经校出改正了的错讹而言，至于还有多少未被看出的错讹，那就不好估计了。这种情况，乾隆自然心中有数。因此，他对《全书》的校勘工作，并没有因为七阁之书已经录毕入藏而有所放松。这就又有了从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七年(1787—1792年)间进行的，两次复校《全书》的举动。
两次复校的直接起因，都是由于乾隆在翻阅文津阁《全书》时，发现“谬误甚多”，有的书竟然在卷一首篇出现不应有的空白。以此，他先后两次谕令对七阁《全书》重加校勘，并明确由原任总裁､总纂､总校等分别负责。单以文津阁的两次复校为例:第一次复查时发现，除了存在大量誊写错落､字句偏谬等现象，光是遗失､漏写､抵换､缮写未全的书，就有十多种;第二次复查时，除补填前次已经发现而未填的空白，又签出空白舛误一千多条，以及大量缺页､缺卷､遗失､私撰､他本抵换､任意删节改窜提要等错讹，还有必须换卷另缮的经､史､子､集四部书330多册。可见《全书》文字上舛讹之严重。
按照谕旨，《全书》出现了差错，所有编校缮写人员，都应受到责罚。总裁之一的于敏中，由于他是编纂《全书》的发端者，总校陆费墀又是他推荐上来的。《全书》复校时，他虽已去世，也还是被处以“撤出贤良祠”的惩罚。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和总校官陆费墀，虽在办理《全书》过程中得到了升迁，但也因了《全书》错讹严重，着实受到了惩处。他们都是带着应罚令，分别前往承德､盛京(今沈阳)和江浙组织复校工作的。第二次复校文渊阁《全书》时，正值严冬，刚在学政任上期满的陆锡熊，在赶往关外的途中染疾不治，死在了盛京。复校中需要的一切开支，都得由原任总纂､总校们负担。因为是总校，陆费墀被罚得最惨。关于陆费墀，乾隆在五十二年六月十二､十三日，连下两道谕旨，旨中称:“伊一人实始终其事，而其洊升侍郎，受恩尤重，较之纪昀､陆锡熊，其咎尤重。”故令其将江浙三阁《全书》，“所有面页装订､木匣刻字等项，俱著自出己赀，仿照文渊阁等三阁罚赔，妥协办理”。为此，陆交了罚银一万两。即在陆于五十五年去世后，乾隆还是不能放过他，特谕江浙地方官员，“查明陆费墀原籍现有田房产业”，除留下一千两作为其家属的养赡之资，其余均“作为添补三阁办书之用”。不只是于､纪､二陆等编纂《全书》的高层人员受到了处罚，依照谕旨，其他“所有业经议叙纂校各员，其已经升用应行议罚廉俸及未经升用将议叙注销之处”，均著部“核议具奏”。上述种种，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因书籍校勘有错，对相关人员作出的最严厉的处罚了。
近十多年来，各种丛书､类书和大型专集层出不穷。其中，除了确系由名家､大师亲自主编者，也有不少这类书籍的策划者和编纂者，为了所谓提高“品位”和“学术价值”，往往聘请一些名家､大师作顾问､主编。其实多系商业炒作，有的策划者和编纂者这样做，则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字，与名家､大师出现在同一个页面上。而个别名家或大师，又常常在同一时期之内，自愿或不自愿地当了好几部大书的顾问或主编。他们大多年届高龄，有的已是耄耋之年，自身还在笔耕不辍。于是我有时想，老先生们有那么多精力与时间，去过问那些署有自己大名的书籍之事吗?据知情人透露，实际上，他们都不“顾”不“问”，不“主”不“编”，就是像乾隆要求《全书》总裁似的，抽阅部分章节或篇页，也很少去做。做具体编校工作的人，又不能事专责成，于是出现无错不成书的普遍现象，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却很少听到过，为了校勘出错而被罚的事。而那些外请的“顾问”和“主编”，则有理由说，他们只是挂名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