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第三口“自由‘痰’”
作者：晏 飞
我虽一介“文学票友”，但是读了这么多年打嘴仗的文章，有时难免也会喉咙发痒。于是，我在2002年3月间向高举“六不”大旗的《文学自由谈》“吐”出了第一口“自由‘痰’”：《恩恩怨怨两文豪》。这篇文字写的是鲁迅与郭沫若两人的“交往”。熟悉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两位大家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鲁迅年长于郭沫若，又相对早逝，所以并世的时间不长。他们生前，虽有相交､相见的机缘，可惜几次都失之交臂，终于未谋一面。后来，又因为思想､气质等等方面的原因，再加上一些由于文人的敏感所造成的误会，使这两位文豪间产生出许多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恩恩怨怨。郭沫若在鲁迅生前，化名杜荃写《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敲打鲁迅，又在白纸黑字上写了“我一看到这个名字的文章，就把它送进了它该去的地方”蔑视鲁迅。但是，鲁迅去世之后;郭沫若正在日本。得到噩耗，他连夜写了《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悼文，指出鲁迅的死，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接着，他又用日文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的悼文，发表在日本《帝大新闻》上。还有，当年挂在万国殡仪馆鲁迅灵堂里他送的挽联，也让人传诵一时：“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两篇悼文和挽联，都给鲁迅以高度的评价，表达了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我这篇文章寄《文学自由谈》后，没有下文。也许是中气不足，也许是眼力欠佳，这口“自由‘痰’”反正没能“吐痰入盂”。
经过两年时间的“休养生息”，我在2004年3月间，又向继续高举“六不”大旗的《文学自由谈》“吐”出了第二口“自由‘痰’”：《孙觌上书》。本来还有一个副标题“——拟李国文先生”，后来考虑再三，还是“割爱”了。鲁迅的小说集《彷徨》里，有篇小说叫《幸福的家庭》，用了个“——拟许钦文”的副标题，那是因为他套用了许钦文小说《理想的伴侣》的立意和笔法，不敢掠人之美而特意注明的。我当初想用副标题“——拟李国文先生”也是这个意思。我读李老的“文化散文”由来已久，或许“首读”正是从《文学自由谈》上开始的。而我与《文学自由谈》的结缘，现在也早已越过了“七年之痒”这个“坎”。其间经历了零售､邮购､订阅三个阶段。1998年前的两三年里，一直是在报刊门市部零售，有点像《沙家浜》里阿庆嫂那样的心态：“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也不“收藏”，常常是随看随丢､有借无还。从1998年起革故鼎新，概不外借，因此才能攒下一大笔“精神财富”，其中就有李老的53篇“文化散文”。除此之外，我还买到了李老2001年出版的《自由谈文学》､2004年出版的《唐朝天空》以及今年6月出版的《李国文说唐》。李老的“文化散文”，的确是“其胸有沟壑，气象森然，通古博今，睿智老辣，直抒己见，妙文迭出，在当代文坛有口皆碑。”他荣获“功勋作者”的称号，当之无愧。虽说李老的“说唐”和恶人（尊重“专利申请人”韩石山先生的意愿，未加引号）的“酷评”文字各有千秋，并且都是我之所好，毕竟由于学养､阅历上的差异，其结果，自然还是老姜更胜一筹。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还是说我那篇第二口“自由‘痰’”《孙觌上书》。这个孙觌，算是我的“乡贤”，不过知名度不高，所以知道他的人不多。据史书记载：孙觌，字仲益，自号鸿庆居士，生于北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晋陵西徐里（今常州市礼嘉镇住基村）。大观三年（1109年），科举登进士，从此进入仕途。建炎二年（1128年），孙觌晋官至吏部侍郎。次年，又晋升为户部尚书。南渡后，遭权臣秦桧排斥，被迫离开朝廷，归隐太湖马迹山20余年，直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才得以“平反昭雪”。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卒于西徐里故里，终年89岁。孙觌才华横溢，每有新作，时人争相传诵，尤以诗篇闻名于世，与汪藻､洪迈､周必大等鸿儒齐名。其著作《鸿庆居士集（四十二卷）》､《内简尺牍（十卷）》均收入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流传至今。在孙觌传世的文字中，最令我难以释怀的就是《上皇帝书》。因为它不单单是一个文本，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万花筒。翻转这个万花筒，不仅可以洞察孙觌的一生遭际，同时也能窥见南宋王朝的君臣群像。由于他在“靖康之变”时是钦宗起草降表的班子成员之一，这一“历史污点”后经道学家朱熹的“上纲上线”，遂使孙觌背上了“汉奸”的十字架，800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仅宋史无名，就连地方志书也讳莫如深……拙文与李老的佳作，当然难以相提并论，明知只是“心向往之，实不能至”，做到“形似”已属不易，何敢奢望“神似”?如果再加上“——拟李国文先生”这样的副标题，岂不大有招摇撞骗之嫌?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临发稿前还是毅然在电脑上删去了这行文字。不过，此文最终的命运，或许还是因为中气不足､眼力欠佳的缘故，这口“自由‘痰’”又没能“吐痰入盂”。
从那时到现在，又“休养生息”了两年零7个月，我终于按捺不住，再次跳将起来，奋力吐出了这《第三口“自由‘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