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讲真话与不讲假话

作者:高 深




  “讲真话与不讲假话”还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举个例子吧,假定有一篇小说写得很糟,一塌糊涂,不堪入目。但是小说作者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因此看过小说的人反应大相径庭。
  甲说:“写得不好。”——这叫讲真话。
  乙说:“写得不错。”——这叫讲假话。
  丙,保持沉默,不置可否。——这叫不讲假话,但也没讲真话。
  比较而言,沉默,不讲假话还比较容易,而讲真话却很难。
  不讲假话,凭良心即可做到。讲真话,除了良心以外,还要有坦荡的胸怀,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及相应的环境和氛围。
  我们经历过一段痛苦的历史,给许多人的内心留下了“讲假话”的阴影。像“反右”、“文革”这一类笼罩“红色恐怖”的政治运动,就是鼓励假话,压抑真话的典型年代。
  我曾经读到过几位文艺界人士对讲假话的忏悔:
  “早年,我读过胡风的许多进步诗歌,明明知道他不是反革命分子,可是学习了‘文件’后,却在大会发言中给他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某人一贯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不是‘黑帮’,由于报纸点了他的名,我屈服于猛烈的‘政治气氛’,写文章时,还是昧着良心说他是地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
  “某人是‘红小鬼’,十几岁就随父母参军,写过一些战斗性很强的诗歌,也写过不少发人深省的杂文,可是反右斗争中,他成了众矢之的,我也随大溜讲了假话,说他是‘小黑鬼’,货真价实的‘右派’。”
  不少人在作这类忏悔的同时,都痛心疾首地表示,今后再不可讲假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一个讲真话的正人君子。
  我以为,这些人讲这种话时是真诚的。
  在后来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人们注意到,这些人大多没有再讲过假话。可是人们也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屈于环境、氛围等种种原因,面对“万花筒”般的客观现实,也仅仅是不再讲假话而已,特别是对某些敏感话题,坦诚道出心声的真话仍然极少,多是保持沉默。就连一些被人们尊为“讲真话”的楷模,在某些问题上,也不曾道出过“庐山真面目”。这多少有些令人失望,同时也让人感到讲真话是多么不易!
  曾经主持广受欢迎的《实话实说》节目的崔永元,也不无苦衷地说:“我最大的感受是说真话真难,远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经常是节目做完后,客人下来和我说了很多自己的看法,说得非常精彩。我就问:你刚才为什么不说?他们说,这些话怎么能在台上说呢?他们还是心有余悸。”崔永元还说:“更可怕的情况是有的年龄很小,他们也可以一套一套地说官话,说社会上风行的大话套话,说起来滴水不漏。我觉得这种情况非常可怕。”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照本宣科,口吐铅字”吧。
  有些文艺作品,时常受到观众或读者指责,最常见的一种弊病是“假”。比如相声本是以讽刺与幽默为基本属性的文艺形式,一些保留至今的传统段子,几乎都是讽刺陋俗时弊的,可如今的相声,特别是历次的相声大赛,大多以唱“赞美诗”为主,或是戏唱流行歌曲;即便有些带点棱角的段子,也多是拿几个副乡长、副科长开涮,或是糟蹋自己的亲人和搭档。难怪这些年来相声渐近低谷。恐怕也与不敢讲真话有关吧!
  去年底,我见一家周刊评选出2005年度“十大讲真话者”,其中有向房地产开火的易宪容、向经济学家开火的丁学良、向教育界开火的张保庆、向官煤勾结开火的蔡力峰等,不少媒体称这十位是“真话英雄”。有的媒体还倡导每年搞一个讲真话的“排行榜”。
  我对这十位讲真话的人肃然起敬,钦佩有加。可是看到媒体称他们是“真话英雄”,还希望年年搞个讲真话的“排行榜”,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我们早就告别了封建社会,皇权和人治不复存在,跨进了21世纪的人们,怎么讲真话还这么难,还这么凤毛麟角,甚至讲一句真话也成了“英雄”?
  我读过一首解剖假话的诗歌,其中一节是这么说的:“狡猾的狐狸比诚实的羔羊贵重/汗珠也没有露珠迷人晶莹/假话敢同一切生存本领抗争/三寸舌尖能击败累累战功/权力和尊严往往也向假话鞠躬/假话有时比真话有用”。这就难怪了,原来在一些情况下,假话比真话有实惠,假话可以锦上添花,假话使你安全保险,也可以逢凶化吉。而说真话往往要付出代价,甚至招灾惹祸。由此看来,讲真话难也就不难理解了,难怪有人对讲真话始终心有余悸。
  真话难说,常常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说了真话会得罪某些人;二是说了真话对自己或对亲朋不利;三是说了真话可能会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四是真话与流行的说法或上级的看法不一致;五是真话与权威的定论相悖。所谓的心有余悸,大概“悸”的就是这些东西吧。
  历史唯物论的核心是一个“真”字。我国是进行唯物主义教育最深入的国家之一,朴素唯物主义更是世代相传,新中国成立也快60年了,可是在许多情况下,讲真话仍然要用“话到嘴边留半句”来保镖,这太让人难过了。
  有个问题,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公开倡导过讲假话,可是假话不绝,讲假话者大多混得不错。而我们上上下下、年年月月,不厌其烦地倡导讲真话,而讲真话却始终艰难且担着风险。就说上了‘“十大讲真话者”的张宝庆吧,一位副部级干部,在公众场合讲了几句真话,最后还要说:“反正我就要退休了”。看来讲真话真有风险。
  于是我想: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像小崔、和晶办的那个电视栏目的名字(我只是说栏目的名字),毫无顾忌地“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