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寻访“小姐作家”
作者：王 羽
读了大学，偶然间发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女作家小说选”第一辑，入选的冰心、丁玲、萧红不用说，陈衡哲、冯沅君、凌叔华、罗洪等女作家也都是听说过的，唯有施济美是个陌生的名字。一本《凤仪园》读过，我对她直觉的喜欢，已超过以上任何一人，马上以此为基础写了一篇幼稚的文章《惊鸿照影——论施济美的小说》，那便是我学写学术文章的开始，自然不可能也从未想到拿出来示人。在北方沙尘翻滚的气候里，我无法找到关于施济美及其作品的更多材料，上海成了我无比期待的厚土。
终于十分幸运地，我带着这个并不饱满扎实的课题南下上海，被一位亲切的博士生导师接纳于门下。自由厚重的读书时光，便与散落在各个图书馆和民间收藏家怀抱里的上世纪４０年代上海旧报刊相伴度过。以施济美为线索，我仿若推开了４０年代上海文坛百花园的一扇边门，顿时花开迷人眼，花香醉人心。于是我认识了更多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尤其是读到东吴大学毕业的陶岚影在１９４４年５月出版的《春秋》第八期上发表的《闲话“小姐作家”》一文，立刻像是获得了一张珍贵的女性文学地图。其文用幽默的笔致盘点了当时初登文坛的十余位年轻女作家，包括施济美、俞昭明、施济英、汤雪华、程育真、杨琇珍、邢禾丽、郑家瑷、张爱玲、周玲、练元秀、马笑侬、李宗善、江泓，当然还有作者自己。经过六十余年的时光淘洗，张爱玲在当年那批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中脱颖而出，取得了最骄人的成就，她的人生与创作都几近放大地展露在研究者和读者面前，自然无需多言。然而，其他的“小姐作家”们在各自的文学道路上走了多远，她们今天又在哪里呢？我开始在偌大的上海，展开了困难重重却又饶有趣味的“搜捕行动”。
我首先有幸联系到的是陶岚影文中所说的“顽皮的姑娘”练元秀。当我在一个雨天的下午，站在她家门前，门轻轻启开时，一张依稀可辨当年风韵的面庞逐渐闪现出来，我的心就难以停止快乐的颤抖。那些发表在４０年代《紫罗兰》杂志上的小说，《情盲》、《紫》、《奇遇》等，和面前这位依然清秀动人的白发婆婆，我一时实在难以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何其惊喜，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空转移后，我竟真的捕捉到了这颗明亮的星。
交谈过程中的激动将使我永生难忘。尽管我的耳力还不足以完全听懂老人的吴系方言，尽全力猜测推断，间或还要由她的家人进行翻译，但我仍然很快进入了那个逝去的文学场域。由口述而知，练元秀生于１９２１年，苏州人，父亲时任上海中学教导主任，母亲在她三岁时去世。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她开始和六姨母一家生活，六姨夫张珍侯不仅经营实业很成功，在文艺界更是名气仅次于郎静山的摄影家。《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和他是好友，见练元秀喜欢写作，就鼓励她勤加练笔，这才有了她在《紫罗兰》上的崭露头角。更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和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是中学同学，所以１９４４年张子静和几个同学编《飚》时，就恳切来向她约稿，这就是《飚》创刊号上的《孪生妈妈》。
１９４４年练元秀从大同大学商学院毕业，次年和同校４３届毕业生钱继武结婚，也就停止了创作。解放后她一直在上海市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作，五个子女各有成就。去年一家人共同为他们庆祝了结婚６０周年的纪念日，子孙满堂，其乐融融。
她还向我展示了她年轻时漂亮的照片，从童年到为妻为母，一条生命的长河，在每一个欢颜中流淌。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的结婚典礼，还有那时的人情世相，真切如在眼前。
告辞出来，我走在雨线中默默思考。练元秀也许是那一批“小姐作家”中最幸福的一个了，她与张爱玲年纪相仿，也曾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作品，可是她们的文学成就自然不可相比，而各自的生活道路又是如此不同。作为一个女人，究竟谁的方式离幸福更近呢？
顺便说一句，在她家看到大同大学的校友录，竟然发现４０年代成名的女演员蒋天流就是她的同班同学。那个曾在张爱玲编剧的著名电影《太太万岁》里把委曲求全的唐太太“陈思珍”演得活灵活现的女主角，今天仍然健在。
接下来我还是要感谢上天对我的眷顾，让我找到了当年“金都戏院同茂演剧社的李宗善小姐”，如今她已是８３岁高龄了。拜访她时，她穿着宝蓝色的绒线衫，吃着土司面包喝咖啡，一边侃侃而谈。一口标准的国语，我十分惊喜。
原来她虽是常州人，却从小在北京长大。作《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是她族中长辈，父亲是中国西洋画的先驱李毅士，陆小曼和她是表姊妹，南京中央大学大名鼎鼎的文学院院长汪东也是李家的亲戚。她家姊妹三个，姐姐李宗真，弟弟李宗美，显然是用“真善美”排列为名。抗战爆发后，她父亲独自去了内地，后来在桂林去世。她只在东吴大学读了一年就因经济窘迫而辍学，做过家庭教师，又演话剧，也创作了一些作品，刊登在《万象》、《大众》、《宇宙》、《女声》等杂志上。后来她因主演话剧《小凤仙》颇有反响，曾由桑弧引见，到张爱玲家与之会面交谈。她的先生顾懋祥是院士，著名的船舶专家，曾在香港大学读书，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上海，和张爱玲还是同时的校友。４０年代后期她曾在上海启秀女中教书，解放后随先生去了哈军工，一直任教，没有再创作。她的精神状态和记忆力全不像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思维活跃，动作敏捷，而且依然勤于执笔。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为早逝的父亲出版画集，还准备写回忆柯灵、汪东等与之有过来往的文化人士的文章。
李宗善老人只有一个女儿，已移居海外，因此她独住，请一个小阿姨帮忙。这个小阿姨还在另一家做事。这“另一家”说起来也不陌生，就是笔名“文宗山”的吴崇文先生。他父亲是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吴绮缘，他太太是演过《林家铺子》、《不夜城》、《护士日记》等电影的老演员林彬。上海虽大，世界还小。
吴先生也是常州人，和当年的女作家施济美、俞昭明都很熟悉。他说目前住所的前主人就是女作家邢禾丽。早在拜访沈寂先生的时候，就听他讲起，施济美发表在他主编的《幸福》杂志上的代表作《凤仪园》，其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邢禾丽。她由家庭包办，嫁给了汪伪政府的粮食局长后大椿。抗战胜利以前，后大椿因贪污被处决，邢禾丽的处境可想而知。还由老作家徐开垒那里得知，邢禾丽是他在东吴附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那时她叫邢念椿。几位先生都不知邢禾丽后来如何，还要靠我自己继续努力了。
施济美是目前这一群女作家中除张爱玲以外名声最响亮的一个，解放后作品集出了几次，研究文章也有好几篇。我了解她终身未婚，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她的妹妹施济英的女儿施红。
施氏三姐妹，在陶岚影的文章里都有所介绍，三个人在当时也都有作品发表。只不过两个妹妹济英、济珍志趣并不在文学，只有姐姐成为作家。
施济美和俞昭明是上海培明女子中学的同学，由此与她的弟弟俞允明相恋。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俞允明入武汉大学，后又随校西迁四川乐山，在１９３９年夏天的一次日机轰炸中不幸遇难，从此，施济美一生献身教育，独身而终。这是我从前在书里看过的。
能够到施济美生前居住过数十年的房间亲自感受她残留的气息，这种殊荣是我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很多使我好奇的照片：施济美的父亲施兆夔，是气宇轩昂的外交官，曾多年追随顾维钧出使欧洲；解放后在北京卫生系统工作的三妹济珍，施济美那篇《小三的惆怅》里爱养小动物的姑娘，圆圆的脸盘很像母亲，因为心爱的孩子夭折悲痛过度，很早就去世了；施济美和二妹长得很像，都酷似父亲，从照片上看不出来，她竟有陶岚影说的“五呎六吋长”的“好莱坞的标准高度”。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世家，后来为何会遭遇如此惨痛的命运呢？施济美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含恨自尽；最小的弟弟，做英语老师，未及成婚，三十几岁就自杀了；姐弟四人中唯一有子女环绕膝下的二妹济英，还有一个智障的儿子。我听到施红女士讲述这些心酸的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上演，真要扼腕叹息。而且我来迟一步，施济英刚刚去世年余，如果能够亲访她，会有怎样的收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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