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非凡的布衣
作者：罗文华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３时，我到北京沙滩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拜访我仰慕多年的张中行先生。那时张先生已经８３岁，但仍坚持工作，每周从城外北大的家到城里的出版社往返一次，倒公共汽车。他告诉我，如果人民教育出版社编的语文教材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且专家之间意见不同，就会找他解决。按我的理解，他是最后和最高的裁决者。出版社肯让一个如此高龄的老爷子上班，自然有其特殊而重要的用处。
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面谈。此前此后，都是书信往还。他出了新书，总不忘寄给我，签名之外,还要题上几句话。每有天津的朋友去看他，他都让他们给我带好。带过好的，有出版家张道梁先生、书法家陈传武先生等。此外，我还写过一篇关于他收藏砚台的文章，记得里面有一句是：“叶公好龙是假，行公好砚是真。”
他是我大学的校友、系友，但他比我长５６岁，比我早毕业５２年，实是我太老师那一代人，对于学问戋戋似我辈来说，简直是高不可及。可能是我在天津第一个宣传他的书的缘故吧，他便将我引为忘年知音，这对我来说实是一种谬奖。
那时，我已经工作多年，辛勤劳苦，按部就班，精神时常困顿，感觉前途渺茫。读了钱钟书和孙犁的书，品味他们的人生，我增强了定力和耐力；而汪曾祺和张中行，一位70岁出大名，一位80岁出大名，又都是我的前辈校友（汪先生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他们的大器晚成，则使我更加自信和从容。
张先生的故乡在天津武清，他青年时代又在天津生活和工作过，至今还有很多亲友住在天津，因此，他对天津的感情自然是极为深厚的。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和中期，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他应我之约为《天津日报》写了数十篇文章，其中不乏传世名作。１９９８年，他年近九旬的时候，大病了一场，从此不再见到报刊上有他的新作。即使这样，在我的诚邀下，他还是勉力为新创办的《天津日报》“收藏”版题写了刊名。
十几年来，在我眼里，不见张先生有什么“国学大师”的派头和架式。他布衣布履，粗茶淡饭，食无鱼，出无车，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当然，他有思想，有性格，有学问，有才华。
有思想，有性格，有学问，有才华，而能安于布衣布履，粗茶淡饭，食无鱼，出无车，正是他的不凡之处，伟大之处。
他认为《顺生论》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他强调顺生。什么叫“顺生”？顺生不是逆来顺受，也不是苟延残喘的苟活，而是要顺应潮流，要顺应生活的自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热爱生命，珍爱自己，热爱生活，享受生活。顺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因为任何人也不敢预期自己准能活到８０岁，活到９０岁，甚至活到９７岁。就拿张先生本人做例子，他是活到８０岁才“暴得大名”，好文章一发而不可收，洋洋洒洒写了１０年，作品一版再版，人称“文坛老旋风”。正是由于张先生一生信奉“顺生”，实践“顺生”，得“顺生”之利，才有机会在晚年完成了“顺生”之学。有的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但是没有创造学问的奇迹；有的人创造了学问的奇迹，但是没有创造生命的奇迹。只有少数人既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又创造了学问的奇迹，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她自己确实做到了，可谓少年得志；比较而言，张中行的大器晚成显然更为难得。季羡林先生称张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道理尽在于此。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历经坎坷，却始终泰然处之。他出身农民家庭，一生清贫，家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他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虽然他一辈子没钱，却从来没把钱当回事。他写了那么多书，却没有留下稿费。接近他的人披露：“他接电话我在旁边听。人家说什么什么稿费来了给您，他说：‘算了，算了，你拿去吧，我不要了。’就让人家拿走了。我听过这样的电话，不止一次。”一位同事的钱被偷了，多少日都难过得缓不过来。张先生见之，大动恻隐之心，竟拿出相当于被盗钱数的一半交到他手里，安慰他说，就算是咱俩一起被偷了。一次，一个晚辈送给他一瓶“人头马”，偏偏他只认“二锅头”，就将这瓶“贵客”很随便地丢在了屋角。后来，他看报纸上说“人头马”值一千八，想喝了吧，但一想到喝一两就等于喝掉了一百八，实在下不了口；送人吧，又怕背上巴结他人之嫌；卖了吧，拿晚辈的人情换钱，怕日后见面不好交代。这竟然成了一件令他烦恼的事。他走得非常安详，并没有给亲人留下什么遗嘱。他对儿女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多读书，读好书，做个好人。这也是他自己一生的行为准则。即使谈到读书做学问，他也认为自己还不够，总是说：“我这辈子学问太浅，让高明人笑话……要是王国维先生评为一级教授，那么二级没人能当之。勉强有几位能评上三级，也轮不上我。”他打从心底里把自己看得普普通通，自道“我乃街头巷尾的常人”。
上世纪５０年代，杨沫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轰动一时。因张中行与杨沫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有人认为小说借“余永泽”的形象影射张中行。两人离婚后，杨沫撰文批评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则始终保持沉默。杨沫之子、作家老鬼说，“张先生是非常好的人”，“妈妈曾经跟我说，在‘文革’中，无论造反派怎么逼问他，张先生都没有揭发过我妈妈。他始终说：‘我是不革命的，杨沫是革命的。’这一点让我妈妈非常感动，说这是她没有想到的事情。”张先生的善良、仁义、理智和宽容，也是其“常人”心态的反映。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１日下午５时，我向张先生告辞。他拽着我的手，真诚挽留，说刚得到一笔稿费，要请我到附近景山一家饭馆喝二锅头，吃京东肉饼，就小米粥。他说他常请朋友去吃。酒饭家常，但很诱人，无奈我急于赶火车回津，只好与老人依依惜别了。
多年来，我常常想起张先生爱喝的二锅头，爱吃的京东肉饼；同时，也常常想起《论语•雍也》中的那句名言：“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我敢说，以张中行先生淡泊而高尚的布衣风范，倘若他这次见到了孔老夫子，一定能得到与颜回一样的赞赏。
贤哉，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