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人比猴进化了多少
作者：季 仲
地球上现存的猿猴动物共有１９３种，其中的１９２种遍体毛发，惟有自称为人类的一种猿猴是个例外，莫里斯把它叫做“裸猿”，写了一本叫《裸猿》的专著。他的另一本名著为《人类动物园》，也是把人类当作一种动物来考察研究的。莫里斯追根溯源，处处把人类跟我们的祖先猿猴放在一起分析与论述。当人类华丽的外衣和漂亮的面具被剥个精光之后，其尊容跟猴子也就相差无几。于是莫里斯大为感叹：虽然“进化已经发生，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觉罢了。在现代化都市生活背后，裸猿已然故我，只是换了一个称呼而已：把‘狩猎’叫做‘上班’，‘猎场’叫做‘商行’，‘巢穴’叫做‘住宅’，‘结偶’叫做‘婚姻’，‘配偶’叫做‘妻子’，等等，不一而足。……从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角度看，今天的裸猿在性生活方面完全师承了其祖先的遗风”。
更为可悲的，是人类还有更为可恶的禽兽不如的一面，那就是自相残杀、以强凌弱、弱肉强食。在《裸猿》中，莫里斯用了一章的篇幅论述人与猿在“争斗”方面的异同之处。各种动物同类之间的争斗，起因与目的有三：１、建立支配地位；２、建立领地权；３、以上二者兼而有之。裸猿即人类之间的争斗属于第三种，却残暴残忍残酷得多。从远古战争开始，大量屠杀俘虏就屡见不鲜。无论翻开哪个国家的史书，都能看到“血流漂杵”、“尸骨如山”等等词汇，把千千万万鲜活的生命的消失一笔带过。在中国的史籍中，还有许多人吃人的记载。春秋，易牙为了讨好主子，把自己的亲生幼子宰了蒸熟，献给齐桓公享用。唐末，黄巢起义军“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而且用舂臼磨碎，“含骨而食”。静夜读之，如见其血，如闻其声，令人毛骨悚然。
２０世纪是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纪，同时也是灾难空前深重的世纪。举其要者，仅仅三四十年代，就有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式的政治大清洗、东条英机策划的“南京大屠杀”和希特勒建造的集中营和灭绝营。日本侵略军杀人用刺刀、活埋和机枪扫射，弥漫于石头城上空的血腥味至今未能消散；而纳粹德国屠杀三百多万犹太人，则进入十分先进的现代化流程。我们从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花了十一年才拍摄成功的大型纪录片《浩劫》中看到，每天都有大批“原料”（犹太人）从德国集中营，源源不断地用火车运到设在占领国波兰的灭绝营，然后，哄骗他们走进杀人“工厂”的“卫生间”洗个澡，接着“卫生官”们合上电源开关，把足够的化学毒气注入毒气室，千千万万血肉之躯顷刻化为灰烬。
这些惨绝人寰的“创举”，在人类的祖先猴儿国那里可是从来看不到的。
韦伯说：“把文明和野蛮想象成对立面是个错误。”现代文明与野蛮屠杀不正是如此奇妙地有计划有组织地结合在一起了吗？
当２１世纪的阳光照耀地球的时候，我们仍然几乎天天听到杀戮无辜的枪声：２００１年，本•拉登策划“９．１１”恐怖事件，使两千多生灵葬身火海；２００３年，伊拉克燃起战火，造成数以万计的平民伤亡。没有出息的人类，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以自己的愚蠢证明莫里斯的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由于对“裸猿”兽性的深刻认识，莫里斯写作他的专著时，无时无刻不流露出一种大悲悯的情怀。他在书中多次告诫人类：总有一天，人类会自己毁灭自己！特别是高科技推动着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发展，再与人性中的邪恶兽性结合在一起，毁灭性的灾难就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时时刻刻悬挂在人们的头上。
进攻方法中接下来一个大的行为动向，是延伸进攻者与敌手之间的距离，而这一步几乎可以说是栽下了我们人类毁灭的祸根。长矛可以在一定距离内发挥作用，但是太有限了。箭在攻击距离上要好一些，但不够准确。枪一下子就把距离戏剧性地拉开了，但从天上扔下来的炸弹，可被带到更远的距离，而地对地火箭则能把攻击者的“打击”推得更远。这造成了敌对双方不再是被打败，而是不加区别地被毁灭。……
就这样，“任何其他种类中所没有发生过的大规模屠杀”，已经千百次发生，今后还将继续不断地发生。
当然，以上所举的都是一些极端的例子，多为人类冲突的最高形式——战争。处于非战争状态的人类社会的命运又将如何？阅读莫里斯的专著时，我不能不时时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噩梦般的日子。这场浩劫开始不久，福建十来位全国闻名的作家、艺术家，几乎悉数关进“牛棚”。有的被勒令跪在烈日下暴晒，有的被剪了个阴阳头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这些“创举”，与那个名叫英格兰的美国女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对那些被脱得一丝不挂的伊拉克战俘百般虐待的暴行相比，是不是一样令人作呕！
如果我们都有直面人生的勇气，更不能忘记“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据权威人士估计，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约一亿人口，迫害致死的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文革”初期，无数在造反派棍杖之下毙命或被迫自杀的冤魂且不去说了，直至１９７６年夏天，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四人帮仍以“专政”的名义处死过许多无辜者。那时北京不断传来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词，像地火一样在民间运行。我们读了都为之一振。可是不久，“四人帮”就开始追查“恶攻”和“政治谣言”。我和我的几位朋友都亲身受到盘查和威胁，熬过了好些个惊恐的黑夜。有一天，两名便衣公安突然光临复刊不久的《福建文艺》，向我们出示几张拍有钢笔字迹的黑白照片（那时候我国尚无复印技术），要我们从最近的来稿中找出与照片上字迹相似的嫌疑人。我和编辑同仁们在私下猜测，此事肯定与追查“恶攻”和“政治谣言”有关，一个个噤若寒蝉。所幸的是，这位具有独立意志的思想者从未给《福建文艺》来过稿，我们逃过了一次良心的拷问，更没有干出为虎作伥的憾事。然而，过了十多天，福州的大街小巷就贴遍了打着红“し”的行刑布告：某某中学的一位历史教师因为匿名上书，议论“文革”的是是非非，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从速从严判了死刑。这桩六月飞雪的大冤案，许多上了年纪的榕城人至今记忆犹新。……
２００３年春末，我读完莫里斯非常精彩的《裸猿》与《人类动物园》，以上所思所想，汹涌如潮，不能自抑。某日清晨，一觉醒来，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我坐在电脑桌前开始敲写这部长篇小说。巴金老人暮年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唤醒一代文人的自省忏悔意识，影响深远。于是，回忆与反思“文革”的杂文、随笔，至今枝繁叶茂，连绵不绝。“文革”题材的小说虽惨淡经营，也时有佳作面世。其实，无论西方与东方，许多自觉肩负起历史使命的作家，从两次世界大战的题材中获取灵感，创作了许多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名著，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就文学创作来说，对于“文革”和知青运动的“追问和表达”，切入点和侧重面可以多种多样。有的侧重于政治，有的侧重于历史，有的侧重于伤痕，有的侧重于国民劣根性，等等。我的“追问和表达”则侧重于普遍的人性。一个历时十年，有几亿人口卷入的疯狂运动，归罪于个人过错和少数几个人的兴风作浪，是失之偏颇的。试想，如果不是亿万人潜在的非人道非人性的恶（即兽性）——诸如懦弱卑怯、贪生怕死、随波逐流、愚昧盲从、见风使舵、趋炎附势、求宠邀功、损人利己、嫉贤妒能、权欲熏心、狡狯善变、好勇斗狠、党同伐异、仇恨凶残等等等等——被最大限度地诱发出来，并无所约束地肆虐泛滥，又有什么魔力能使心地纯净又能独立思考的民众，上演出那么多惨绝人寰的悲剧和指鹿为马的闹剧呢？
代价已经付出，鲜血不能白流，痛定思痛，从中汲取教训，是我们的责任。倘若，人性中的善不能得到张扬，人性中的恶不能受到鞭挞，上当受骗者不愿自省，有过有罪者不肯忏悔，谁又能担保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不会卷土重来？
那个非常的年代虽然离我们渐渐远去了，但是，在人们的钱袋子渐渐鼓起的今天，人性的自我完善仍是一个无法逃遁十分迫切的课题。想想某某收容所干警把一名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的大学生活活打死的暴行吧，想想马加爵一连杀害四名同学的惨剧吧，想想官场商场和情场上屡见不鲜的行凶杀人毁尸灭迹的案件吧，如果他们身上多一点善，少一点恶，多一点人性，少一点兽性，能干出这一类兽行和蠢事吗？
人类的兽性是人类一切悲剧的根源，而人性的不断自我完善，则是把人类社会推向理想境界的基石。当前，强调“以人为本”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倡导尊重生命、呵护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我的小说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与鼓舞下动笔的。
我的叙事意图并不囿限于具体时空，甚至试图超越这个凄绝惨烈的爱情悲剧。像莫里斯一样，也是一种指向全人类的自不量力的悲天悯人。
莫里斯在写作《裸猿》时是颇有心理负担的。他说：“在与其它动物比较时，我们人类显得如此强有力，如此成功，以至于对我们卑微本源的思考显得多少有点唐突冒犯，因而我并不期望我所写的东西得到人们的感谢。”我写作《非常年代的非常爱情》时的心境与此有些相似。我竟如此放肆地把人与兽相提并论，构筑了一个人猴共舞的世界，对“裸猿”们也是一种“唐突冒犯”吧。此外，我笨拙的文字究竟能走出多远，这个痴人说梦的故事有没有人喜欢，也胸无把握。我期待着读者与专家的批评。
最后，我敬录沈从文先生的名言，祈求人们宽恕我对于自己同类的大不敬。
照我所思，能理解“我”。
照我所思，可认识“人”。
（此文系作者的长篇新著《非常年代的非常爱情》之后记。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３２万字，定价２５元，由各地新华书店经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