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我与《文学自由谈》
作者：何满子
在这些妨碍“自由”、使刊物沦为“专制”的害虫中，贱名被传唤了好多次。除了明斥何某之外，还有实对鄙人的暗暗的挖苦：说是“固定的作者，当然……是那些能做到‘作文不起草’不留副的‘大家’”。——这话是我在《文学自由谈》创刊十周年所作的《公愿与私愿》（１９９５年第４期）上说的。事隔十年之久，还念念不忘，可见作者是戚戚于心的。
虽然此文统计数字详明，引证的名人名言也不少，但愚鲁如我，仍然不能解悟一种刊物有若干固定作者就会陷于“不自由”乃至“专制”的妙理。照我看来，编辑能发表《“自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芽》这样虽然奥理难解但却分明是指斥自家刊物的文章，就可证明《文学自由谈》的“自由”度了。
至于我，的确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起，就一期不脱地成了《文学自由谈》的“固定作者”，迄今已有十五六年了。不瞒您说，不认识编辑的报刊我是向来不冒昧投稿的。是现已退休了的老编辑高素凤女士（好像信是托人转来的）来信约稿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针对刊名写了一篇题为《文学不自由谈》去投石问路，只要一看题目，就可推知内容是何等的不雅驯了。稿子被退回，这给了我一个极佳印象：编辑很负责，很尊重作者的劳动。又过了些时，高素凤又来信，说了些其实我也知道的“自由”度的把握之类的话，再度诚恳约稿，从此就篇复一篇地“自由谈”起来了，直到如今。
我是个冥顽不灵的经验主义者，凡事首看史例，正如前文提到的祝贺《文学自由谈》创刊十周年而作的《公愿与私愿》一文所说：我以为，办刊物以同人刊物为最佳（这种主张是“反胡风”和“扩大化”时期的罪状之一）。办得有出息乃至能使士风、文风、社会风气正变的，也大抵是同人刊物。“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法国的《百科全书》掀起了启蒙运动，都是同人刊物。至今国内办得较像样的刊物，虽都是以社团出面，无同人刊物之名，大抵也有同人刊物之实。刊物是人办的，如果不是倾向相近、情趣相投的一伙人有商有量地办，怎么能办出独特的风格来?说白了是同人办刊，面向大众，就这么回事，大家心里明白。关键在于办刊的同人联系作者，扩大同人面，乃至以刊物所主诉的领域群体为同人。至此，读者便会恍然不觉得其为同人刊物，而能做到如《文学自由谈》所标举的：由名人奠定品牌，由非名人保持锐气，庶几能实现表达文坛民意的努力。
再说，“固定的作者”向也不排除“自由”辩难，并不“背离了倡导自由的初衷”。就我自己说，至少曾对张霞文中列举的前十名“固定作者”中的两位发过针锋相对的议论，都在《文学自由谈》上交锋了更不说对其他文学问题的“自由谈”了。提倡有更多的作者来“自由谈”，自然很好；“固定作者”比起广大的作者和读者来当然是少数，或曰“一小撮”，可是少数人的“自由谈”难道非摒弃不可么?这是什么“自由”逻辑?
更令人如坠五里雾中的是，张文还从“自由”的西文引申义“免费的”、“滥用浪费的”，批评《文学自由谈》免费向作者提供版面（没有提还得付稿费！）莫非要《文学自由谈》效法当今某些钦定的“等级”学术刊物那样，大搞以权谋私，向亟需完成指标的大学教师勒索成千上万的“版面费”，完成其“学术腐败”才更有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