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对一篇奇文的读后感

作者:李 梦




  梅疾愚先生《被迫过着很有“学问”的生活》(《文学自由谈》2005/3)写得不错,这倒不是因为认识他而阿谀奉承,我没有梅先生长期患有的附庸风雅症,何况他的风雅还够不上让我附庸的档次。我是就文论文。我不想冒对号入座的嫌疑,但不凑巧,我刚好在大学任教,正读在职博士,而且是女性,并恰如梅文所述,“工作快二十年了,还是一个副教授”。所以,写点读后感权当一次作业吧。
  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我不熟稔鲁迅,嘿嘿,我是从李美皆女士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转引的。之所以转引,为的是证明我的无知,否则,梅先生怕是不高兴的。
  梅先生或有不知,倘若一篇核心期刊的文章都没有,在大学是评不上副教授的,早已离开大学的梅先生无此常识,倒不见怪,吹这等小毛实也求不到多大的疵。怪就怪在,连大学当下的基本情况都不明了,却大摇大摆地批评起大学的体制,其胆量之硕大,勇气之可嘉,叫人啧啧称羡。
  大学现行的职称评定制度是利是弊,利大还是弊大,制定者未必愚蠢到一无所知。在更合理的制度出台之前,现行的这套毕竟与“公平”最近,对所有教师一视同仁,标准看得见摸得着。倘若换成“以讲课水平评定教师职称”,那恐怕会出现更大的混乱和弊端。世界上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何况大学,何况大学里的文学院。如果一个小小的文学院制定的某些规定竟能担当起“反文学”的大任,那梅先生不是过于看重了文学院,就是过于轻薄了文学。文学不会因文学院制定了合乎梅先生雅趣的规定就能繁荣昌盛,也不会因制定了不合乎梅先生胃口的条文就颓废不振。否则,文学早在秦始皇手里就死绝了。文学院的规定针对的是教师职称评定,而不是文学,它对文学是否产生反作用,产生多大的反作用,不是讲几句智商不高的风凉话即可盖棺定论,文学自身当会做出判断。“百家争鸣”无可厚非,乱舞淫棍则容易闪腰。我想,绝大多数教师并没觉得是被迫过着很有“学问”的生活,甚至是不加引号的学问。以今日社会之开放,如果自认被逼,尽可以走人。实际上,梅先生于此再次有所不知,设立教师职称评定的制度不是文学院,而是学校。因此,无法说数学系在“反数学”,法律系在“反法律”?梅先生对教育体制置疑的权利无可置疑,但拿教师说事,关公的大刀砍向了秦琼的后脑勺,好大的噱头。教师迎合学校的规定,即便不是天经地义,至少合情合理,怎么就成了“内心里恶俗的东西”了呢?难道工人迎合老板规定就是“反经济”吗?梅先生迎合妻子(有妻子的话)的某些要求岂不也“反人性”了吗?说到这里,记起梅先生文中还很俏皮地对“女博士”嘟哝了一句:“那你和丈夫所有的做爱都是为了生孩子吗?”果然朗朗上圣贤之口,掷地有金石之声,原来梅先生和妻子所有的做爱都是为了娱乐,那你的孩子是谁的呢?是从地里钻出来的吗?
  向梅先生咨询“找点关系发点稿子”的事是有的,起因是一次电话。梅先生向来有给女性拨电话的雅兴。既然梅先生在电话里女人长女人短的没完没了,我换个“发稿子”的话题没觉得腌臢。国际政治尚且离不开关系学,遑论我等区区教师?少走些弯路,少费些时间,既没违法,也不悖道德,怎么就恶心了梅先生神圣的肠胃?没写完稿子就不能先搞点“公关”?没石头就不能问路?这是哪家的霸道逻辑?难道没有洋枪洋炮就不打鬼子了?没有公共厕所就不拉屎撒尿了?“屎还没有屙出来,就先把狗叫来了”,这可有点纳了闷,若是想给某只特定的狗吃屎,屙之前叫它出来很有必要,否则群狗争屎,岂不乱套?真正让人恶心的倒是某些编辑,不管稿子质量如何,狮子大开口,明目张胆敛财,直言不讳好色,曾经做过编辑的梅先生不从病根上找原因,反倒恶心起教师来,也忒不厚道了点吧。文学是自由的,编辑对稿件的“审判”也是自由的,无须有什么“裁判所”、“特别法庭”,更不要说诸如文学院那些“反文学”的硬性规定,所谓“趣味无争辩”,在此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某些编辑对稿件死活的终审判决。文学是自由的,自由到成为某些人敛财骗色的特权。无耻倘若公然,也还透着分勇气,倘若贴上文学的金边蕾丝,那就不仅低级,而且十分低级。请问梅先生,究竟是谁在亵渎文学?究竟是谁的悲哀?退一步讲,贿赂者固然罪该万死,索贿者怕也光彩不到哪里去。
  某些编辑好点色并不意外,自古文人多好色,这可是坚守了数千年且历久弥新的时尚啊。据说古龙先生写作时每天换一个女人,羡煞了无数男文人的眼球。如此的大风雅,梅先生忘了附庸,着实可惜。女性要吃文学这碗饭,即使守身如玉,也得做好被骚扰的心理准备,像梅先生这样借痛斥体制之名往“女博士”头上扣屎盆子的做法还是儒雅客气的呢。我认识一个王姓写手,曾经是某文艺争鸣类刊物的编辑,自曰最拿手的活儿是“用最肮脏的语言表达最美好的情感”,对女人的口头禅是,“我一生不能对不起两件事:文学和爱情”。矫情十足,仿佛肉麻的情诗。前不久此君曾致电于我,虽然同居一城,却也很久没联系了,正值午夜时分,且是北京长途,不免疑窦。原来他正在北京某文学理论班深造。电话一通,先是寒暄,寒暄之后是谈文学,谈文学之后开始打听起我的师妹……不禁想起此君曾多次请我帮忙介绍点(和文学沾边的)女性做××。想不到,时隔多年,骚?穴骚者诗也?雪声依旧,其憨态之可掬,厚颜之可乐一如既往,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打小错服了万艾可。其实他喜欢万艾可抑或可卡因,纯属个人隐私,外人不足为道,可也别整天情感充盈地满世界晃荡,杀风景不说,还扰民。但人家可是有文化的,料也是被迫过着有“文化”的生活,否则到酒桌上,没个情人丢面子,没N个情人面子都不足,在文坛里混着也不扬眉吐气,全无风雅。对不起,我又说到了风雅,我忘了梅疾愚先生患有附庸风雅病。我只是想说,“女博士”们若要迎合校方的硬性规定,大可不必受梅先生的电话审讯,被“扒光”灵魂的外衣。实际上,条条大路通罗马,真脱光了衣衫,事情或许简单容易了,可见校方的规定再硬,但较比自由的文学编辑也还软得很呐。说白了,梅先生对“女博士”的灵魂拷问无非是一次风雅十足的意淫。
  玷污,就是先把自己妆扮成神圣的代言人,然后向芸芸众生泼溺。
  梅先生口口声声自称是附庸风雅病患者,对此我深表人道主义的同情,但也爱莫能助。没病找病,自作自受,这是梅先生的自由,但把病源归罪于他人,不免有乱咬人的嫌疑。梅先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严重到腻味《废都》、《白鹿原》,厌恶《追忆似水年华》(大概还有《尤里西斯》),不屑德里达、赛义德。生气是你的天赋人权,你尽管由着性子撒娇好了,大可不必扯出什么奥威尔、李欧梵们来狐假虎威,弄得比小品还幽默。奥威尔再怎么贬斥普鲁斯特,也无非是个欧洲的二流文人;李欧梵再学贯中西,谅在德氏赛氏面前也不敢自诩大师。记得“安东尼奥尼计划”负责人迪卡尔洛在北京安氏电影回顾展上说:“安东尼奥尼跟别人不同就因为他的复杂性,他就像文学史上的詹姆斯·乔伊斯,他们的作品都需要‘解码’。真正热爱电影的人,会努力去理解他的电影,如果只是被动接受,认为好理解的是好电影,不好理解的是差电影,那问题不在电影,而在观众,只有受过某种教育的观众才能接近他既简单又复杂的电影,否则就是‘笨观众’。”意大利人对安氏的偏爱情有可原,但至少不能把自己讨厌的作品视如垃圾。不读书并不可怕,读不懂也不耻辱,但对读书论书者张牙舞爪,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甚至拿些所谓的名流做自己不读书的借口,自诩没疾没愚的梅先生太孩子气了吧。一个要求进步的好学生不会因为不懂而轻言放弃,恰恰相反,越是不懂,才越要去读,越要去谈,越要去解码,哪怕仅仅为了附庸风雅,总比文化虚无主义的“痛心疾首”值得尊敬。
  在我看来,与其说梅先生是自谦的附庸风雅,不如说是老掉牙的自视清高。“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鲁迅:《狗·猫·鼠》)想必梅先生不会耽于泥淖,如此,其苦寻灵验秘方,渴盼身心痊愈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态度决定一切”,聪颖如梅先生者流,“女博士”这厢不揣冒昧了:譬如梅先生爱吃拉面,只管享用好了,东北话讲,可劲儿造,吃多少拉?穴拉面的拉?雪多少,拉多少吃多少,全凭自己的饮食计划,至于别人碗里的是鸡是卵,是鱼是肉,与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