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口无遮拦的背后
作者：鲍布平
可以想象，此兄在鲁院度过的那段时光并不舒心，用他的原话，是“肯定免不了有某些失落”。这种情绪便形成了冉文的怪异基调。我明白了，原来，同在鲁院的大教室听课，留下的印象却可以如此殊异，有些干脆就是南辕北辙。这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有道是见仁见智嘛。本人也是一名鲁院学员，理论贫乏，悟性有限，也承认并不是鲁院所有的授课者都能使来自天南地北的学员茅塞顿开，每人的性情、喜好和知识结构不尽相同，其消化和感受起来自然会因人而异，而到了以颠覆、解构为文化时尚的后现代，众口一词、普遍叫好的授课专家就更成了神话，但此兄的自鸣得意还是使我开了眼界。我们这些地方军被中国作协“召”到京城鲁院集中学习，院方真正是逆市场经济而动，承担了住宿、教学、计算机和社会实践的全部费用，如果说尚存些“功利”目的，那就是多出人才，推动创作，繁荣文坛。这个过程中，明知众口难调却仍煞费苦心地安排各领域专家精英授课，只要不去吹毛求疵，鲁院的努力理应得到尊重。以此兄的聪敏过人，明白这些自然并不困难，但如此而来又极易落套流俗，无法脱颖而出，而戴上有色眼镜逐一透视，课里课外，各色人等，剑走偏锋，言击冷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即使误伤累累，也不失为一种特立独行的话语策略，还是很划算的。
说起来，此兄的“失落”始自其下车伊始，这在《鲁院听课记》“小引：初识鲁院”已有记载。“马路太吵，院子太小，女生太老”之类的段子远在边陲的此兄就有耳闻，并自称对此小有思想准备，可今年开春一天，当此兄把两只脚刚刚跨进鲁院大门的那一刻，还是大为“失落”，几乎是在仰天长叹了：“文学的历史跟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中国的文人跟星河一样浩瀚，青史留存仅此一人的鲁迅，泱泱大国仅此一所的鲁迅文学院，却龟缩在浩浩皇城如此偏远的弹丸之地。”区区不足７０字，如此高密度地使用“文学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悠久”、“星河”、“浩瀚”、“青史留存”、“泱泱大国”、“浩浩皇城”之类的招摇词汇，搞得人神慌气紧，相形之下，“龟缩”在“如此偏远的弹丸之地”的鲁院，不仅可怜巴巴，甚至有些灰头土脸面目丑陋，实在愧对这位风尘仆仆来自数千里之遥的外省评论家。但此兄还不打算罢休，又得出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下文学尴尬现实和暗淡前景的某种缩影和写照”的古怪结论，其言之凿凿、不容置疑的样子，真使人瞠目结舌。
鲁院该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把北京亚运村划给“仅此一所”的鲁院，才算对得起“悠久”的“人类的历史”，才算对得起“仅此一人”的鲁迅老人家呢？是不是把北大、清华一并归入鲁院，才可改变“中国当下文学尴尬现实和暗淡前景”呢？且不说其煞有介事之不着边际，之牵强附会，此兄就连鲁院的来历还没搞明白，就一阵哇啦哇啦，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看来，我们有必要先做些简单的温故知新，以缓解一下此兄内心的“失落”。应该指出的是，冉文说“延安鲁艺和中央文学讲习所”是鲁院的前身，系明显的一处硬伤。北京鲁院与延安鲁艺虽都以“鲁迅”冠名，却并非一脉相承。鲁院的前身既非延安鲁艺，也不是中央文学讲习所，而是中央文学研究所。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丁玲等一批从延安来的作家就向中央人民政府呈报了《创办文学院建议书》，１９５０年初，中央政府文化部批文同意建立中央文学研究所，并于同年１０月在鼓楼东大街１０３号的一座四合院里宣布成立（由丁玲、张天翼任正副所长），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出席。１９５４年，中央文学研究所改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归属中国作家协会，１９５８年，文讲所因“丁、陈”问题而停办了２０年。１９７８年文学复苏，文讲所也恢复工作，但因没有固定校舍，只得到处租房办学。１９８４年，文讲所正式更名为鲁迅文学院，并在朝阳区八里庄南里２７号建立校舍。２００１年，在中宣部的支持下，鲁院对其校舍重新改建，还添置了一批先进教学设施。鲁院尽管今非昔比，且早已由“文讲所”改为“文学院”，但最初的性质没有变，仍不属于正规的高等院校，而只相当于一个人才培训基地。其实，此兄在一番激扬文字之前，如果用上几分钟把情况稍微了解一下，这样的史实错讹完全可以避免。
如今的鲁院已是桃李满天下，凡在这里有过学习经历的人，一般是不会计较其校舍如何简朴，位置如何偏远，只要能为学员们提供健康有益的学习环境，营造积极有效的文学氛围，鲁院即使“弹丸”，即使远离繁华的市中心，即使不具高等学府的规模气象，也仍是并永远是大家心中的“文学圣殿”。事实上这几年，鲁院一直在为提高教学质量而竭尽全力，仅从２００２年９月到２００５年３月这不足三年内，鲁院就面向全国一连举办了包括创作、编辑和理论批评等类别的高级研讨班五期，为推动当代文学事业方面可谓功德无量，有目共睹。
再看看冉文的一些具体评点，会发现更有意思的“亮点”。
记得同期的《文学自由谈》刊有王乾荣《“先生”妙称》一文，解释为何有人把何香凝、许广平、韦君宜、杨绛等女士称为“先生”的事，妙意独具。有趣的是，此兄也不无晦涩地称季红真女士为“先生”，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实难蠡测。但冉文对“季先生”的指摘却是毫不掩饰的。此兄的不满起因于“季先生”的讲课方式。“季先生”讲的是《从人类文化学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跨学科的宏大视野，纵横中外文学，论述也很独到，但她确实是一直不曾离开讲稿，且读得语速不慢，造成学员做笔记的困难。我当时也有些着急，后来拿到季女士那份厚厚的讲稿复印件，并仔细读过，才觉出其中的分量——不光选题新颖论述独特，字数也达三万二千之多，在所有授课专家中堪称之最，这样多的容量和字数当然不可能在规定的两个多小时内讲完。季女士又无意偷工减料，便选择了快速念稿，以“输出”尽量多的内容。其实季女士可以图省事，提纲挈领抓些重点，再讲几个文坛趣闻，很容易混过去，拿一张纸片来对付的专家又不是没有，季女士偏偏太过固执，我行我素，遂置自己于被动之中。忿忿然的此兄自然没有兴趣留意这些，他先是透露了专家每次讲课费是１５００元，再做恍然大悟状：“许多人，一生都梦想挤进北京，我一直搞不明白是为了什么，现在，大约知道了一点，原来是北京的钱太好挣了！”此言之阴劣，不消多说。此兄“器量”不大，也随之跃然。
冉文尽量要表现的挥洒自如，却还是出现了不止一次失态。听话剧导演、评论家王晓鹰的“戏剧经典——从剧本到舞台”一课，此兄也是早早“退堂”一走了之的。只因为“自己（王晓鹰）的结巴还没理顺，劈头就问——赵氏孤儿知道是谁吗——把大家问得一愣一愣，这位爷导过几部戏，得过几次奖，出过几次国，也有博士头衔，可拿一儿科的问题不断地拷问你，还真把大家当成什么都不懂的白痴，那牛逼劲头，让你只有冷笑的份”。一个老师遇到这号如此敏感多疑、动不动就“冷笑”的学员，上课还真有些麻烦。退场当然是此兄的自由，但是不是也与其自身的素质欠缺有关呢？我善意地想，只要此兄耐耐性子，听上半个小时课，或许就不会这样意气用事了。艺术气质颇浓的王晓鹰谈吐诚恳，讲课投入，中间还穿插了一些话剧录像片断具体分析，渗透了对人性的拷问，可说是一次难得的艺术净化，甚至部分学员称他们是含着泪水听完那堂课的。如果讲课者只是随口问了一句“知道赵氏孤儿的故事吧”就认为是对学员的一种冒犯，心态如此脆弱，那谁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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