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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创作的“童年情结”
作者：夏康达
王松不是儿童文学作家，但他迄今有影响的几篇作品，半数以上是以儿童少年为主要人物，而且多用第一人称的童年视角。现在“成长小说”颇为时行，大概没有人会认为王松也是一位写“成长小说”的作家；其实他的《红汞》(《收获》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等作品，写的也是人物的“成长”，只不过这是一种畸形的“成长”；若说这也是“成长小说”，则是其中的“另类”。但这“另类”的造成，都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历史文化原因的。
有人问我，为什么王松作品中的人物童年都是那么阴暗乃至惨烈。我没有与王松谈过这个问题，但推想起来，原因也不言自明。王松生于１９５６年，“文革”开始时正好１０岁，而他许多作品中所写的故事年代，正与他的人生阅历同步。这个年龄段正在进入所谓“懂事”的时期，他的所见所闻想必使他首先懂得的是人生的难以承受之痛。所以王松的主要作品都是用他的童年时代的童年视角来抒写他的童年伙伴的童年生涯。即使写到这些人物长大以后的人生结局，其根源早已埋藏于人们的童年情结，就不可能像常态儿童少年那样天真净纯无忧无虑；埋在他幼小心灵中更多的是逆反与抗争。这就是王松的童年情结的意识特征。我不想对此作任何褒贬性的判断，因为这是客观社会现实造成的。有人希望抹去这样的印痕，或许也正是应该抹去才好；但一旦嵌入心灵，成为一种心灵记忆，必然难以磨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王松大概就是这样。
《白月亮》是王松早期写童年的小说。这篇作品比较粗野的语言特点在当时是一种创作时尚，但《白月亮》的用语是与作品中少年主人公们的孤儿生涯相吻合的。作品是以当时(上世纪８０年代)生活为背景的，转型期社会的浮躁也侵入了孤儿们的心态，但当读这篇小说时，我还是很难理解孤儿们那么强烈地拒斥家庭、学校乃至社会的对立情绪。今天想起来，这正是王松在“文革”时形成的童年情结使然。这样的世情世态呈露的是“文革”后社会生活中残存的后“文革”色彩。此作显然未臻成熟，却预示着王松在他的童年情结支配下，此后创作的选材、构思和道德判断、情感倾向乃至审美追求的总体走向。事情在十多年后，终于有了回音，王松一连写出了《红汞》、《红风筝》、《红莓花儿开》和《血疑》，如一组集束手榴弹，都关涉儿童少年生活，都发在全国一流刊物，而且，都令人触目惊心!比之于《白月亮》，这些作品更显从容而紧凑，却具有了一种刺向心灵的穿透力，文坛也就不能不对此视若无睹了。
《红汞》可以说是王松迄今发表的“童年情结”小说的一个范本。小说的主人公二百二是个贫穷而聪敏的少年；虽然后面写了他的青年时期乃至被判死刑，但主要笔墨还是写其少年生活。作品的时间是从“文革”前写起，到“文革”后结束，重点在“文革”中。这就让我们看到了王松“童年情结”形成的正面展示。好端端的一个儿童少年，因为家庭贫困(其父是捡破烂的)，受人羞辱，其父因气病弃世，使他悲愤至极，便将他的聪明智慧全部用于复仇。他原本不恶，但在险恶的环境(当然在作品中是由具体人物如陈医生、吴教授等来体现的)诱逼下，最后走向了恶的极致，杀害了仇人一家。小说通过由一个一个具体情节连贯起来的生活场景的逼真描述，将“恶”的滋生、孕育乃至恶性膨胀的全过程撕开来展示于世人眼前。作者的关注点不在成年后二百二杀害陈医生一家这个极具看点的情节，而在对少年二百二始于恶作剧的人性滑坡的剖析，因而更加令人战栗。关于《红汞》的有些话，我在《〈红汞〉的“审恶”与“拷问”》(《文学报》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９日)中已经说过，这里不多重复。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真、善、美的展现固然是人性认同的重要表现视角，但对“恶”的展现也是人性探索的重要范畴。中国历来有人性善与人性恶之争，这里的是非或许永远难以弄清楚，却说明了善与恶正是人性内涵中两个不可或缺的对立同一共生体——不是我们主观上想不想要这个可恶的“恶”，而是你虽不愿看到“恶”，“恶”却几乎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正像文学不仅要审美，也可以审丑一样，文学不仅要“审善”，也可以“审恶”。写儿童少年之“恶”在文学史上实不多见，现在王松写了，而他着眼的是恶之形成过程。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王松的“童年情结”小说大抵都是这样的悲剧。写这样的作品，真是很残酷的；我很难想象，作家在写作时是怎样寻求自己心理的平衡。我只是感到，不管法律和道德怎样裁决，王松的同情是在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的二百二们这一边的。我认为，这就是王松在二三十年之后还需用童年视角回叙他的童年记忆的情感动因。王松是在悼念他的童年人生!不理解这一点，恐怕不能理解王松的“童年情结”，也就不能解读王松的这些“童年情结”系列小说。
在写此文时，我读到的王松最近的小说是《血疑》。在《红汞》与《血疑》之间有《红风筝》和《红莓花儿开》。读过《阳光如烟》，又读了《雪色花》，我曾对王松说，你要注意不要重复自己。读《红风筝》和《红莓花儿开》，我也常常联系《红汞》，这“三红”的色调多少有点靠了。这也难免。打仗的时候，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这两个射击点相距不可能太远。一个时段的作品往往会有相近的色调。风格与雷同也就是一步之隔；当然这一步之遥有着质的差异。而《血疑》又一次让我震撼了。
《血疑》中马乌甲杀人复仇的结尾与《红汞》中二百二杀死陈医生一家如出一辙，这从构思上看也有雷同，但非简单地重复自己。《血疑》与《红汞》完全是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而且二百二成年后杀人，马乌甲是少年杀人。然而，不同中又自有相同处，都是王松“童年情结”的顽强表现。马乌甲不同于二百二，原是一个充满爱心不惜牺牲的少年，但却与二百二殊途同归；而且转折突兀，早早地鱼死网破自寻灭亡走上绝望的抗争之路。我觉得，《血疑》更强烈而沉重地表达了王松的童年之痛。
２００４年第９期《人民文学》编者在“卷头语”中说，该期所发包括《血疑》在内的几篇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灵魂’，我们不堪直面但必须直面的灵魂”。这也就是王松小说的价值。王松的这几篇小说所直面的不只是这些儿童少年的灵魂，然而他们的灵魂，尤其是已经走进天国抑或地狱的灵魂，更让我们为之惋惜和不安。我不知道我的阅读之心是否能与王松的创作之心相通。我希望王松写出了这些灵魂之后，人们能够安息!儿童少年作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对立面是成年人，在王松的“童年情结”小说中，其童年话语的关键词是受压与抗争。欺压的来源与抗争的对象则是相对于儿童少年处于强势的某种成年人。这就注定了这种抗争必定是绝望的。然而，虽然绝望却绝不屈服，于是就有了两败俱伤的悲剧结局。我们还注意到，这些儿童少年都生活在穷苦家庭。贫穷人口也是社会弱势群体。贫苦少儿则是双重弱势，但正如俗语所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松笔下的穷孩子虽处于弱势却决不甘当弱者。他们过于早熟而形成畸变，虽遭惨败也不肯低下他们并不高贵的头。这就是我所感觉到的王松创作中的“童年情结”，是对弱势群体的强势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