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怎么我老是渡不到那边？
作者：韩石山
流年不利?细想一下，又何曾利过。蹭蹬原本就是我这样的人的人生的坦途，差别懒浑然不觉与憬然而悟之间。小胜辄喜，不亏即赢，五谷丰登从来就和五子登科一样难以企求。
发了这样一通牢骚，别以为我是怎样的不幸。幸福是一种对比，更是一种感觉。幸与不幸，常在一念之差。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之际，由不得会想到，就是豪宅深院里的人，也未必能享这样的清福。然而，一到了蹇运不期而至，又恨不得马上就跳进水里，当然这不困难。幸而如一首歌里唱的，“还有身边这条黄河”。
黄河说是在身边，真要走起来还是太远，好在黄河的一条支流汾河，就从太原市内穿过。日暮时分，凄凄晚风中，来到汾河岸边，临清流而兴叹，不由你不悲从中来。
今年还算是个丰年。春天写了本名为《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专著，二十多万字，要出书当在明年春天。《徐志摩传》出了修订本，还评上个什么奖。最为可喜的，该是本省的书海出版社一次推出三本集子，名字是我起的，分别叫做《文人的脾气——韩石山文学批评选》、《最后的一次演练——韩石山社会批评集》、《骨气与学问——韩石山学术演讲录》。此外零星的稿费也有数千元之巨。几本书中，我最喜欢的，还要数这三本集子。毕竟毕竟，这是我的作品的一次小小的集团式的展示，一个过气了的作家能一次出三本书，堪比逃亡了的皇帝又复辟坐了龙廷。
然而，对我这样的背运鬼来说，好事总像水中之月一样难以触及，晦气总是如影随形一样纠缠不休。可喜只是一个美丽的期许，可悲才是它实在的情形。最初提出这个动议的，是书海出版社的老总杭海路先生。我与杭先生只是一般的朋友，并没有多深的交情。事后方知，是他此前赴上海考察图书市场，见几个大书店里，都有我的书在卖且销路也还不错。年岁已然不小的他，想的是把他那个小小的出版社做大做强，资源就在身边，何不利用一下。跟我一说，自然喜出望外。定选题，定责编，集稿，送审，忙乱了两三个月，到了四月底总算印出来了。为的是赶上五月间在桂林召开的订货会。为了促销，五月中旬，我还覥着老脸，在省新华书店的大厅里做了一次演讲。也是为了促销，责编小员先生赶写了三篇书评，我又舰着老脸给几家报社的朋友打电话，说看在兄弟多年为贵报写稿的份上请及时刊用。朋友们念我偌大年纪如此低声下气相求，也就网开一面，书还没有上市评论已捷足先登。
至此，一切都顺顺当当。我和老杭、小员闻之不胜欣喜。老杭志得意满地说：不看是谁策划的嘛，我看好的就没跑!小员，一连几个月的校对、下厂，小白脸明显瘦了一圈，也面带喜色地说：总算功夫没有白费。我故作谦恭地说：只要出版社不亏，我就放心了。有次酒后三人还合计：只要宣传跟得上去，过上几个月就再印一次。觥筹交错之际，我心里在暗暗算着，这一笔版费是为外孙买一辆童车还是为老妻买一身夏装?当务之急自然是换掉那台老掉牙的电脑，还有脚下那双快裂了帮的皮鞋。酒后归来，坐在出租车上，特意摇下车窗，让初夏的夜风吹拂我那老皱的面皮，真想对着街边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大喊一声：韩老二也有时来运转的一天!
真是时来运转。祸不单行，好事也手牵手地走路。就在新书即将发行之际，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辑，笑眯眯地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是奉了社长之命，想让我担任《华夏文明看山西丛书》的主编。这可不是什么平常的丛书，乃是省委宣传部布置的任务，部长亲自抓的。主编——怎么今年竟交了“主编运”!刚过旧历年，辽宁人民出版社聘我担任他们的《中国文化遗珍丛书·山西》卷的主编。外省只是慕名而来，本省才是货真价实的信任。我配吗?骤然受宠，也会吓人一跳。来客从容言道：你是学历史的呀，挑来挑去就还数你。知道穷文人的毛病，对方还伸出右手，拇指与食指轻轻捻动，意思是省里的项目报酬定然不菲。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点羞耻之心还是有的，当即正色言道：我韩家三世(祖父、父亲、我)享受国家的俸禄，虚耗国帑而碌碌无为，有此报效国家的机会，定当尽心竭力以赴，请转告社长放心好了。副总编辑回社复命，过了几天，社里便召集各路专家开会，社长亲自出马，反复陈说，要写成什么样子，出成什么样子。我越听越兴奋。社方这样重视，作为主编也应表表心意。过后邀请各路专家来我们编辑部(《山西文学》)开会，激励大家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写好，此乃名山事业也。会前每人赠送一本我的新著，会后安排在附近一家高档饭店宴饮。名义是我请大家，实际是编辑部掏钱。主编的声誉，也就是刊物的声誉，倒不能说全是假公济私。
所以如此慨然应允又慨然请客，还有一层不便言说的理由，就是人家给你出了三本书，能不心存感激吗?说到这里，得补一句，书海出版社是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副牌社，也可说是个子社。从大的归属上说，我的三本书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的。
又是出书又是当主编，那些日子我的心情好极了。什么金榜题名，什么洞房花烛，想来也不过尔尔。心情好到极点，性情也变得乖张起来。小外孙的玩具扔在过道上，平日见了是要拾起的，这几天见了一脚就踢得远远的。小外孙还不到一岁，吓得哇哇直哭。女儿悄声对妻子说：老爸这几天是不是有了外遇?我听见了厉声呵斥：什么外遇，这是机遇，懂吗!
人怕得意狗怕狂。我的属相恰是此物。这么浅显的道理，可怜我挨过多少砖头都没有悟透。一入六月，惩罚就来了。
四月出书，到了六月，以为早就发出去了，正在盘算会不会二次印刷，一天打电话问责编小员，小员吭吭唧唧不便明说，只说快了。一再追问，小员搪塞不过，只好直言相告。有人发现书中有政治问题，请示领导，正在认真审查。其他的，小员再也不说了。
什么问题?我问。
小员举了两例，都在那本《学术演讲录》里。我赶紧翻书。一处在《骨气与学问》中，这是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见全书第9页。原文是：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派人去广州，请陈寅恪先生北上，担任中国历史研究所第二所(中古史研究所)的所长，陈先生口述了一封信，托人带去，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要我去可以，但必须做到两条，一条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一条是请毛公(泽东)和刘公(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新中国刚成立，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向新政权靠拢，委曲求全卑躬屈节的人多的是，而陈先生能在这个时候不轻易答应当中国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长，前提条件又是这样“反动”，怕任谁都要佩服陈先生的骨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