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敢问路在何方？
作者：肖舜旦
在“张文”中，提到了《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一期展静的文章《只有走着瞧》中的一个观点，展静在文中批评《文学自由谈》的“六不”思路“名不符实，貌似自由表达文坛民意，实则自己画地为牢，大有愚弄民意之嫌”，这个观点的确很尖锐，甚至很过分。然而，细细想来，尖锐之中却不无道理，颇有击中要害之感。“张文”认为展静的批评“有失公允”，并认为“在目前的文学期刊中，《文学自由谈》是较为开放、且能容纳不同意见，又能展开争论和批评的”，“这在现有文学期刊或文化期刊中，还是不多见的”，接下来又列举了一些事实来说明《文学自由谈》的“开放”和“容纳”的特点，并明确地指出，这几年的刊物中，“批评性的文章或含批评意见的文章至少占60％以上”。我不知道“张文”的统计数字是否准确，按理来说，有60％以上的批评文章，应是很可观的，很有些锐气的了。但事实上，在我的印象中，《文学自由谈》真正有锐气的文章实在太少，而那些唱“赞歌”或虽不唱赞歌但却不痛不痒、含糊其辞的文章委实太多。当然，从好的方面说，《文学自由谈》在“开放”和“容纳”方面也许正如“张文”所说，“在现有文学期刊或文化期刊中，还是不多见的”，关于这一点，我本人就可以作为一个证据(2001年第二期的《文学自由谈》就曾发表过笔者一篇批评“六不”思路的文章)；然而，我还是要说，《文学自由谈》在基本办刊思路中，还是暮气太重，顾虑太多，“开放”和“容纳”的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某种程度上，确如展静所批评的那样，“名不符实，貌似自由表达文坛民意，实则自己画地为牢，大有愚弄民意之嫌”。这也正是我对《文学自由谈》爱恨交织的一个主要原因。何以见得?我们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
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张文”提到的李国文的文章，“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到了读者最关心的地方却戛然收笔了”，可见，“张文”对李国文的类似文章也是有些不满的。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文”写到这“读者最关心的地方”时，竟也“戛然收笔”，“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因为“张文”接下来的观点居然是：“我想这不能怪《文学自由谈》，作家和评论家不敢触及重大问题，刊物想登也无货呀!”那么，该怪谁呢?不该怪《文学自由谈》，很明显的，就这篇文章而言，本来只能怪李国文了，可编辑部会怪李国文，或者说，可以怪李国文吗?
再比如关于“赞歌”与“批评”的问题。正如主编在《答问》中所说，《文学自由谈》“把热衷笔墨官司、欣赏不同声音视作本分”，“以开门见山、刺刀见红的路数混迹其间”，“至少吸引了文坛的一些注意”。可是，“因缘分不够，文坛真正高风亮节、虚怀若谷、对批评喜闻乐见的贤者，颇难遇到”。于是，“得罪了众多文坛宿将，乃至多年好友”。这段话应是说得很诚恳的，真实地流露了编辑部在实践过程中捉襟见肘，以致力不从心的苦衷。所以在处理“赞歌”与“批评”的问题上，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赞歌”倾斜。这种做法，这种心情，这种处境，读者可以理解；但是，理解不等于满意，理解不能够弥补失望所带来的遗憾。所以，作为一位热爱《文学自由谈》的读者，我还是希望《文学自由谈》能够真正或者更多地发扬“开门见山、刺刀见红”的作风，确确实实的做到主编在《答问》中所说的“迷途而不知返”，哪怕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我认为，“批评”应当成为《文学自由谈》的生命，不“批评”，毋宁停刊。《文学自由谈》不是以普及性、知识性见长的刊物，更不是娱乐性、帮闲式、吹捧式的同仁刊物。所以，只有大胆指陈、暴露文坛时弊，才可能展现自己独特的生命力，才能使刊物真正深入人心。我想，这是《文学自由谈》无论如何都应该保持并发扬光大的惟一的特色。中国现在的文坛可说是光怪陆离、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甚至可以说垃圾充斥，然而，这种热闹且混乱的文坛现实，在《文学自由谈》中，究竟得到了多少真正的评论呢?许许多多的文人不过在玩文学，玩评论，不负责任、混吃混喝而已，甚至根本不懂得文学不懂得批评，只不过占的码头好，便有机会在文坛上滥竽充数、胡说八道、颐指气使。这类人，正如钱钟书所讽刺的，如“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对于当今文坛上这些司空见惯的可笑可叹可忧的现象，《文学自由谈》难道没有责任和义务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以反映文坛民意的方式，摇旗呐喊，兴风掀浪，以正文风吗?
在上面引用的“张文”中还提到了另一个问题，即“张文”把《文学自由谈》缺少批评的原因归罪于评论者，所谓“作家和评论家不敢触及重大问题，刊物想登也无货”。我想，这种判断未必准确，只要编辑部想登、敢登、肯登，想说真话、痛快话的人绝对大有人在的，所以问题的症结还在编辑部。《文学自由谈》就曾刊登过不少有分量、有生气的评论文章。比如，最近的2004年第五期的《文学自由谈》上，有几篇文章，就堪称上乘之作。其中如韩石山的《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就写得痛快淋漓，大胆直率，且有理有利有节；又如黄燎宇的《渴望弦外之音的呼唤》，实在是很有见解，思想敏锐，很有些智者的清醒和诚实；再如陈世旭的《怀念秦兆阳老师》，这本是一篇唱赞歌的文章，但毫无时下这类文章难免的吹捧、炫耀、轻浮的毛病，而给人一种诚恳朴实的感觉，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陈世旭在当今文坛上算得上是个有头有脸的角儿，但能说出这么低调，这么诚恳实在的话，可见其难能可贵。也由此可见，《文学自由谈》还是有眼力，能识货的。问题在于对于那些“文坛宿将”“多年好友”们写的许多不痛不痒的文章，编辑敢不敢说“不”，以及对于那些针对“文坛宿将”“多年好友”们的批评文章，编辑们敢不敢开绿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才是《文学自由谈》最难迈出的一步，但却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平心而言，在当今这种浮躁混乱的文坛格局下，《文学自由谈》能办到今天这个样子，确实不容易。“六不”思路虽然在实行起来有力不从心、勉为其难之感，甚至有“画地为牢”，“愚弄民意”之嫌，但毕竟提出了一条别致的办刊思路。在实行过程中确实也与众不同、并有所建树，这一点还是令人有些感动的。但是，《文学自由谈》，要走向未来，要取得发展，目前这种状态远远不够。只有突破，只有创新，甚至只有经历阵痛后的巨大痛苦，经历众叛亲离的孤独和煎熬，才可能闯出一个新的自我，才可能在烈火中飞出一只新凤凰。
这就回到了我们的题目：《文学自由谈》，自由谈文学，敢问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