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中国文人千年“作秀”史

作者:毛志成




  屈 原
  
  首先,我暂且将“作秀”看成褒义词。这是因为:文学是美学借用的主要文字材料之一,而文学本身离开美感属性也不能成为文学。“文”者“纹”也,很大的功能之一就是修饰、装饰,正所谓“虎豹无纹,廓同羊犬”。“秀”者“美”也,文人若是不能作秀或作而不秀,高低是文学职能上的失职或无能。不过话又说回来,文人若是过分作秀,尤其想用“秀”来谋取或换取社会效益以及个人功利,往往悲剧者多,古今很少例外。下面,先说说中国古代的第一位作秀大师屈原。
  首先发现屈原的那些既长文多的“骚诗”有作秀之弊的不是我,而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他认为屈诗中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便是“露才扬己”。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卖弄自己的才能,表现自己的高明,即“作秀”也。屈诗中的“秀”,一部分是关注国计民生或曰“国脉民命”的如“哀民生之多艰”之句;另外的则是一味“忠君”之语,正所谓某些古评论家所说的“每一顾而掩涕兮,叹君门之九重。
  楚政昏暗,秦必灭之,而且秦统一全国是天大的好事。屈原不懂,这倒不必苛求。但为楚之应亡哭出了那样悲悲切切的诗,而且颇讲求文采,实在是未必可敬。尤其是用投江那样的“壮举”去玉成大文人的“作秀”,我看只能使历史为之唏嘘。
  
  曹 植
  
  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中,都将曹植(子建)的诗定为上上品,后来甚而有“天下才高一石(十斗),子建独居八斗”之谚。
  实际上,曹植的诗文近于通身都是作秀。即使专门以文化底蕴的“绝对值”而论,也无可恭维处。与其父曹操的《短歌行》、《让县自明本志令》和其兄曹丕的《典论》相比,也逊色多筹。尤其是他的第一流代表作《洛神赋》,简直是“唯作秀”式的东西,有文无质,价值极低。
  极有文学功底的曹操,在立嗣的事上看重曹丕,看不起曹植,很有眼力。而更大的悲剧则在于:曹植的本意是想当政的,故有“文章者,小道也”之论。这就证明,不懂国事政事的“纯文人”,连弄出的文也往往终居下位。
  
  李 白
  
  在唐朝三大名诗人的“文学重量”排序上,若是单比作秀本领,无疑可以定李白为首席代表。若是论我的私见,我宁可将白居易定为首位,杜甫次之,李白居末。
  白居易毕竟做过实官,哪怕官位颇小。由“坐卧有余温”的官员代“卖炭翁”去诉苦,毕竟唯能可贵。此外还治水修堤,为民“度凶年”。
  杜甫苦了大半辈子,连茅屋都被毁,居然还想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不容易。
  李白若是只想玩许,别无它趣,也不失为风流雅士。但他的官瘾却偏偏很大,落到最终饿死于安徽当涂县的命运。作秀居然以此做为结局,我看这样的“专业诗人”还是以不当为好。
  
  李 煜
  
  这位“后主”的文字智能堪称第一流。在做了亡国之君且又被囚异邦的时候,居然还写出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式的妙篇妙句,至少当得起“酷爱文学”之誉。要论作秀,这才是举世无双、天下第一的作秀。而且还可以证明:文学与作秀的关系简直是互为形影,同位一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使人悟到:作秀的治世能量十分有限,而亡国的可能性却颇大。于是真正大有作为的卓人,在愤愤然大赌其气时完全有理由说:“即使世上没有文学,社会也不会糟糕成这种样子!”
  
  苏东坡
  
  以文作秀,东坡先生堪称“秀”得立体化、全方位化。他的诗、词、文章、书法,几乎无不“秀”得有大气,有才气,有灵气。号称文人秀士而“秀”到东坡先生地步的,实在不多。即使东坡先生专门攻文,不理睬其它,也自有其价值在。以今天的商品经济而论,东坡先生若是活到现在,也一定是首先大富起来的那一族。倒是东坡居士的某种士大夫意识,暗中不忘涉政情愫,使他时有倒霉之事,颇遗憾。文人若是果真专一以弄文为谋生手段,淡化其它意识,也不失为另一种活得既聪明又适意。
  
  吴敬梓
  
  吴敬梓本人,当初也一定有过作秀史,但他后来写的《儒林外史》却是对“文人作秀”的丑恶性和悲剧性的跳出,以及反过头来的嘲讽和反思——而且是蘸着血泪写出的嘲讽和反思。然而从作者对书中正面主要人物杜尚卿的推崇和赞美来看,也未摆脱文人作秀因素。好像只要是文人,都很难摆脱对“风流文字”或“风流行为”的作秀。骂了丑式作秀,随之便大赞美式作秀。
  
  金圣叹
  
  金圣叹本人开无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靠“评点”他人之作享了大名。名气一大,就对自己的身价和身分当了真,自以为有包括政治在内的发言权了。最后落到被杀头地步,这本来已经很可怜,但仍要说上一段“个性化”的临终之语,大意是:杀头,夷族,至痛也。偏偏我“无意得之”,因之“大奇”。用“大奇”式的“妙语”来作秀,用被杀头本身来作秀,文人作秀作到丢了脑袋地步,只能喻之为:至死不悟。
  
  周作人
  
  摘了汉奸帽子之后的周作人,若干年后即前些时候,他的文章和书曾火了一阵,还有些人掀动起对他的崇拜,对他的文采格外誉之。对此我并无刻意说反话的意思,书籍和文章再度刊行也尽可随便。但我意最好懂得:偷来的锣儿不宜用力敲。
  周作人的人和文,因作秀而出名的因素占了大半,甚而更多,使其沉默是最大的关照。若誉之过甚,便是作者和读者的双重悲剧。一个人因作秀而作到当了汉奸地步,任何正常人都不耻于此的。
  
  徐志摩
  
  因走了之后“不留(带)一片云彩”而被前些时候越发有名的徐志摩,文章和电视剧突兀地火了一把。单是其中涉及的爱情浪漫史,就使某些读者流了不少口水。但我一经发觉流口水的人本身质量如何,也就越发感到徐氏的强项之一只是作秀。据我所知,当年徐氏若是没有受到鲁迅的太多攻击,他的名气绝不会像后来那样响。因此我还是尽量客观地认为:作秀果真能“秀”,大不易也,应子尊重。但作秀又毕竟是作秀,和老老实实做人做事终归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