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杂弹“红色经典”
作者：陈 冲
“红色经典”本来是不能拿到“自由谈文学”的刊物上来“谈”的。“红色经典”这个词，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直到2004年4月中旬，始终是个商业用语，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里，根本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范畴。硬要“谈”，说不上几句就会“驴唇不对马嘴”。比如一位学者谈到他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一提法时，一上来就很认真地考究起什么叫“经”，什么叫“典”，要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检验才能称为“经典”。那满纸的书卷气固然极是可爱，但与现实生活却不能对接。当年那些“红色经典”的始作俑者，压根儿就没打算把“红色经典”弄成你说的那种经典，就好比某个品牌的手机，虽然在广告中自称是“战斗机”，却并不具有将民航机击落或击毁的功能。
但是，当这个词上了一份红头文件，性质就不同了。
4月下旬，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目前在“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过程中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改编者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太多的情感纠葛，过于强化爱情戏，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从而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
作为一项行业主管部门出台的行政措施，应该说是必要而及时的，因此相关消息一经公布，就得到了舆论界的肯定。但是，就《通知》的文本而言，却有一个本不应马虎的马虎之处：它直接涉及的两个关键词——“红色经典”和“原著”，不要说没有严格的定义，连“大体上”的定义都没有。
5月初，《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报道，内称：“4月22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视剧管理司王先生告诉记者，《通知》在4月初就已向全国各地有关职能部门下发，目的是要求有关职能部门加强指导，使影视制作公司在改编‘红色经典’时把握好分寸，忠实于原著精神，不作低俗处理和炒作，保证‘红色经典’的制作方向和倾向性不出偏差。”
“王先生说，《通知》诞生的直接原因是《林海雪原》风波。”
“王先生说，对‘红色经典’概念没必要进行学术论证，也没必要下官方定义，《通知》中的‘红色经典’指的是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岁月久远的，影响较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具体的作品名录已在通知中注明，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红岩》、《红日》、《红旗谱》、《小兵张嘎》、《一江春水向东流》、《三家巷》、《沙家浜》、《红灯记》、《子夜》、《家·春·秋》等。”
本人不是“业内人士”，无缘亲见《通知》原文，因而也不知道“作品名录”的全貌。以有限的阅读所及，只见过《文学报》在同类报道中，列举出的剧目也是这12个，分毫不差，但在那个“等”字后面还有半句话：“……等30多部已经完成或正在摄制和筹备之中的‘经典改编电视剧’剧目”。
而在《南方周末》那篇报道中，紧随上引文字之后是这样一段话：“据悉，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经过题材规划、批准立项拍摄的达40部左右。”
一个说“30多部”，一个说“40部左右”。都是“模糊数学”，不能认定两种说法“有出入”，但又很难排除给人一种“不太一致”的印象。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两家通常很认真的报纸的记者，都没看到过《通知》原文，所以说不出准数来。这就让人有些担心，究竟《通知》适用于哪些剧目，好像并不是特别明确。万一发生漏网的，或是被“扩大化”的，就不好了。
2
按我的理解，所谓“约定俗成”，必须在绝大多数人群中不会产生歧义才行。比如，现在《通知》把《一江春水向东流》、《子夜》、《家·春·秋》也列为“红色经典”，就与我头脑中“约定俗成”的“红色经典”不对号，也与“约定俗成”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作品”不对号。
不妨先试着追溯一下“红色经典”的历史，看一看那“定”和“成”的过程。
“红色经典”的始作俑者，不是电视剧界，而是流行歌曲界。一些不一定极聪明、但肯定极富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制作人，把一些政治上已经过时(这是个温和的说法，实际上其中的一些无妨说已经“判了死刑”，例如宣扬个人崇拜)、但确曾一度广泛传唱的“革命歌曲”，用带有流行歌曲特点的伴奏和唱法重新“翻唱”，然后制成唱片或磁带出售，销路之好据说连这些人自己都没想到。一开始所选的曲目，大多是歌颂伟大领袖的，所以最初的“名目”n旷红太阳系列”。销路好，有钱赚，便继续做，曲目也扩大到多种类型的“革命歌曲”，歌颂“反右”的，歌颂“人民公社”的，歌颂“幸福生活”的，当然还有歌颂解放军的或歌颂艰苦奋斗的等等，大略讲，只要不是直接歌颂“文化大革命”就行。曲目内容扩大了，非“红太阳系列”所能涵盖，“红色经典”的叫法应运而生。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做了一些处理，主要是歌词。伟大领袖还是伟大领袖，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曲，基本不用改；包括涉及“文革”的，例如“你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锻炼成钢”都没改——好像也真是不好改。至于宣扬个人崇拜的词句，俯拾皆是，更没法改了，就索性不改，采取“忽略不计”态度。其他“革命歌曲”，好改的就改一改，例如将“右派分子想翻也翻不了”改为“反动分子想翻也翻不了”，将“比不上公社幸福花”改为“比不上社会主义幸福花”。虽是掩耳盗铃之属，只求“字面上过得去”，却也真就“过去”了。
这些“红色经典”能够小行其道，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府职能部门没有干预；至于为什么没有干预，不是本文题中之义，在此亦忽略不计。几乎可以与此并列的，是策划者的精明。他们并不指望大行其道，只将这类商品的潜在消费者，定位在一个不大的特定人群，这些人是“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但受极左的伤害又不是太大、太直接。他们还准确地利用了中国文化积淀中爱忘事的特点：经过十来年的改革开放，这些人就深信中国再不会有个人崇拜了，也不会再搞“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了；即便搞，也不会是因为听这些歌听出来的。既然是“唱着这些歌长大的”，“怀旧”就是合理的了。 还有一个原因也差不多同样重要，就是这些歌曲自身的水准。虽然够不上经典，但它们能够一度广泛流传也不是毫无道理。歌词充满了陈词滥调，不过其中的一部分，也还有一些颇具文采、诗情之处。而这些歌的作曲大多数都不错，旋律起码是“好听”的。以我的眼光，一首歌，超一流的旋律即使配上二流的歌词，也不妨碍它成为经典，例如《茶花女》中的《饮酒歌》。若按类似的标准，整体来说，这些“红色经典”歌曲，大略属于一二流的旋律配上三四流的歌词，如果不是恰逢其时，连小行其道也不可能。 何谓“其时”?就是当时流行歌曲界的“现状”。在台湾校园歌曲风行过去之后，整个国内流行歌曲界一片荒芜。歌词中要么是一堆大白话，要么是一派无病呻吟，陈词滥调里混杂着不知所云。作曲方面更糟，相当一部分完全是那种毫无旋律可言的“念猫经”。一个荒诞无稽的现象日益蔓延：一些基本文化素养都很可疑的歌手，居然“自摸通吃”，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演唱。老祖宗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高低立见。听歌嘛，头一条就得“好听”，更何况那是耳熟至极“唱着它长大的”老歌。
而策划者们的精明在此又有极好的表现。记得那段时间，我在电视上就多次看到过马玉涛老太太很雄壮地唱着“毛主席栽花咱们来浇水”。如果说一名部队演员竟然好像不知道党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红色经典”的策划者们却很懂得此中的深浅。他们不是追求而是刻意回避“原唱”，尽量淡化与“当年”的任何具体联系。他们采用带有流行歌曲特点的伴奏和唱法，在制作唱片、磁带时采用“联唱”方式，有意无意对他们自己提出的“红色经典”中的经典一词形成了反讽、解构。效果上产生的不那么“郑重其事”，恰恰体现了一种制作态度上的严肃。他们找来唱这些歌的只是一些一般的歌手，使听歌不构成“欣赏”，仅限于对那些熟悉旋律的怀旧。
于是，这些“红色经典”歌曲平稳并大体无害地走完了它们的赚钱之路。当“唱着它长大”的那群人有了另外的兴趣和怀旧对象以后，它自然而体面地成了“Pasttense”。不再制作和生产新的唱片、磁带，但音像店里仍有少量存货在零星出售。
3
接过“红色经典”这个品牌，有着同样商业考虑，但政治态度和具体做法则很不一样的，是戏曲界。我把它称为“样板戏的沉渣泛起”。如果说那些翻唱的歌曲很注意与“原唱”拉开距离，这些样板戏的重排重演，从前期宣传开始就强调“原汁原味”，甚至“原班人马”。他们不仅做广告，而且还要造舆论，搞“学术”，而这个“学术”又把触角悄悄伸进了政治的范畴——这些戏不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部分，而是或主要是一些“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艺术劳动的成果，只不过这些成果被江青等“霸占”了。
从最后的结果总体地看，这次“沉渣泛起”确实“泛”了一下，但没有能够“起”。首先是在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此外也因为在一些地方受到了干预。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居住的那个城市，就有过一个“红色经典”的演出计划，海报都贴出来了，还有人说都开始装台了，却被当地的主管部门“紧急叫停”。主管部门的态度既含糊又明确：别处演不演我管不着，反正你别在我这儿演!
应该说，这些演出的策划者，比“红色经典”品牌的原创者们笨多了。他们显然“误读”了一个事实：在此之前，已经不断有人在一些“晚会”一类的场合演唱(基本上是清唱)样板戏的选段。虽然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总的说不是很强烈，基本上也没有受到过强硬的干预。怎么叫“误读”?就是他们以为人们既然能够接受选段，大概也能接受整出戏。岂不知在这一点上，选段和整出戏是大不相同的。若要做个类比，选段虽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也还类似于一首歌。人们通过一首歌的好的旋律来怀旧，可以忽略它的歌词在内容方面的“问题”；而样板戏的一些选段的唱腔确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那么它的唱词存在的“问题”也还可以忽略。但是，在整出戏的演出中，问题不仅不会被忽略，反而会被突出。我的又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很喜欢《杜鹃山》里的《乱云飞》一段，前不久这段唱在巴黎引起轰动，说明法国人真有懂音乐的。可是他最近看了一次《杜鹃山》的影碟，却出现了一个连自己都大为惊讶的“反思”——那句当年就被传为笑谈的“毛委员指航程，光辉照耀天地明”，怎么听选段时根本就没有在意呢?
样板戏的沉渣虽然“泛”而未“起”，却把“红色经典”这个品牌张扬了一阵。按我国广告界的说法，别管美广告丑广告，能让人记住的就是好广告。何况中国的电视剧界一向以“胆子大，什么都敢拍”著称。于是他们从失败者手中接过了“红色经典”这个品牌，并深信自己无论怎么拍，拍成什么样，都必能成功。
4
“王先生说，《通知》诞生的直接原因是《林海雪原》风波。”
这句话其实就是“原著”的定义。
那个电视剧虽然叫《林海雪原》，但它的“原著”真是同名小说吗?
据媒体报道，电视剧的主创人员多次讲到这个故事的“群众基础”、“广为人知”。“文革”期间，样板戏不仅每个人必须看，而且必须“百看不厌，越看越爱看”。而在人们把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看了又看的时候，小说《林海雪原》(还有同名电影)已经被打成“大毒草”，想看也看不见。粉碎“四人帮”以后，小说虽然重印过，但影响有限。时至今日，对小说还留有深刻印象的，已经为数不多，显然不是电视剧制作者所说的“广为人知”的定位人群。从后果看，那个成了“风波”的对电视剧的强烈批评，主要集中在对杨子荣的表现上，而那背后的隐然可见的“参照系”，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当年小说《林海雪原》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故事的传奇性，但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它的价值并不很高，艺术上还相当粗糙。它的人物结构——以一个“少帅”为中心，身边一个美女，手下五员大将——类型化，写得也不太好，真正有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也就是一个“五员大将”之一的杨子荣。最早改编为同名电影时，这个结构实际上已经被“颠覆”了，杨子荣的分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少剑波。到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则成了“三突出”的“主要英雄形象”。电视剧的“男一号”显然也不是少剑波；仅这一条，就使它很难将“原著”上溯到同名小说。
其实，所有与样板戏有关的电视剧改编，作为改编基础的“原著”都是样板戏，因为它们的制作者全都直言不讳地表示要利用那个“群众基础”、“广为人知”，而实际上也只有样板戏具有这样的“广为人知”性。电影《红色娘子军》差远了，沪剧《芦荡火种》、电影《自有后来人》差得更远了。制作者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红色经典”这个品牌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