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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徐懋庸……》有关的另一篇文章
作者：何满子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发表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同一时期而略靠前，都是在鲁迅被周起应们以“组织”的名义指斥为“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喧嚣中问世的；两文都由冯雪峰笔录或代笔。但《答徐懋庸……》一文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据许广平《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中说，编入《末编》的文章，是“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可是，较《答徐懋庸……》先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却未和《末编》的文章存在一起，因而编入《附集》。先发表的文章反倒不入集而收在《附集》中，这里面大有可玩味之处。
首先令人直觉地感到的是，鲁迅珍视《答徐懋庸……》一文，而对《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很在乎。或者说，鲁迅并不关注这封自己没有费心而由冯雪峰代拟的信。——此说有没有根据呢?
查《日记》，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有关的，只有１９３６年７月７日的一条记载：“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此后就不再有任何消息了，更不曾提起答复的事。
作为对照，再看《答徐懋庸……》有关的日记：１９３６年８月２日，“得徐懋庸信。”８月５日，“夜治答徐懋庸文讫。”《日记》之外，《书信》中涉及的更多，有《３６０８２５致欧阳山》、《３６０８２７致曹靖华》、《３６０８２８致杨霁云》、《３６０９０７致曹靖华》、《３６０９１５致王冶秋》、《３６１０１５致台静农》，都热心地通报了他写了这篇文章，对此文可谓念茲在茲。
在收到陈仲山的信时，鲁迅连日的日记中都记有“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１９３６年７月６日，即接陈仲山信的前一日，记有“又发热”，直至７月１７日，才记有“体温复常，最高三十七度”。在此期间，《书信》中如《３６０７０７致赵家璧》，是由许广平代笔；《３６０７０７致曹白》，径由“景宋”复。可见那几天鲁迅连起床写信也不行。《３６０７１９致沈西苓》函中自述：“我今年接连生病，自己能起坐写字，还是最近的事。”可知接陈仲山信的前后，病情要比《答徐懋庸……》一文时严重得多。由此可知，“三日后”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完全交给冯雪峰写，鲁迅只是点头同意罢了。
要写这封公开信，是冯雪峰和鲁迅的共同意愿；应该说，在表明立场和争举旗帜的意义上，冯雪峰无宁更为需要。冯雪峰从陕北瓦窑堡衔共产党中央之命来到上海，不先找上海的共产党员负责人周起应等人而直奔鲁迅(虽然是遵照中央的指示)就惹恼了不好惹的主儿，又协同鲁迅提出了与“指导家”们不同的文学主张和口号，一切虽然都由鲁迅出面，但“指导家”们都认定——后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学权力中心人物所指控的“冯雪峰蒙蔽了鲁迅”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认定：这些和“指导家”们对抗的种种，都是冯雪峰捣的鬼。所有“对抗组织”、“标新立异”、“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既是指向鲁迅，更是指向冯雪峰的。这里面还有和冯雪峰争“正统”的重要内容。当时上海的“指导家”们所秉承的是在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代表王明的指示，在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以前毛泽东尚未树立起绝对权威之际，王明路线尚是统治性的势力。但冯雪峰随长征部队从陕北来，亲眼见到掌握武装力量的毛泽东的实力，路线斗争的前景也较上海诸公更能判断。悬浮于莫斯科的王明事实上也不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的坚实和可靠。因此，冯雪峰一定要在这封公开信中举起“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的旗帜，表明其立场及其所凭藉。这与其是回答托洛斯基派，无宁更是说给周起应等追随王明路线的“指导家”们听的。因此，和徐懋庸“教训”鲁迅的信中所宣示的“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和全世界都一样”的打国际牌相对应，冯雪峰在代拟的复信中要特别强调“那切切实实……流血奋斗者”，强调“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其意若曰：我是陕北派来的，我的背后是毛泽东。
同样，被“拉大旗作虎皮”的“指导家”们以“组织”的名义诬指为“破坏统一战线”的鲁迅，也需要表明自己对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认同，故而同意冯雪峰的说词。
冯雪峰在长征中和毛泽东“把酒论天下”，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鲁迅；从陕北到了上海，肯定也要向鲁迅讲长征所见，详细地介绍毛泽东。别说鲁迅在和“指导家”的对立中同冯雪峰是一致的，就以他身处于蒋介石政权残民媚外的黑暗环境下，听了冯雪峰的介绍，对“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样的表态，鲁迅也能点头认可。这种抗日救国的表态无论如何也不能推演成鲁迅的“申请入党书”；更不能荒唐地推演为在倒行逆施的“文革”灾难中，鲁迅也会“热烈信任毛主席”；倘是那样，鲁迅不是成了盲目崇拜神的邪教徒了么?简直匪夷所思!
细读《答徐懋庸……》一文，虽然读得出某些段落比较荏弱，但全文经过鲁迅修订和大段大段的增补，总体还是鲁迅的文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则读来便觉得气浮于理的矜夸，绝不似鲁迅严峻而又沉着的风格，熟悉鲁迅文风的读者自能分辨。
文中对托洛斯基派的谩骂式的斥辱，也只有长期受了将托派妖魔化教育的党内人士冯雪峰才会如此决绝。人所共和，托派的领袖是陈独秀，辱骂托派不能不是对陈独秀的声讨，而鲁迅却从未在文章里对陈独秀有过贬词。就在《且介亭杂文》中，也有一篇《忆刘半农君》涉及陈独秀，可以证明鲁迅对陈独秀并无恶感。鲁迅的笔调是幽默的却是善意的，乃至对陈独秀还带有几分喜欢，文中写道：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瞧，哪有一点讥薄之意?《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所指斥的“你们的理论……”那一段，当然也包括陈独秀，而且主要应是理论家兼托派领袖的陈独秀，鲁迅是不可能如此下笔的。
如上文引证鲁迅的《日记》可知，鲁迅当时病得不能起坐写字，发烧慵倦，只得请冯雪峰代劳，结果是冯雪峰帮了一个倒忙，落下了可以让人利用，乃至在“文革”中被疯狂地歪曲的空子。
从《日记》中只记了一句收陈仲山信而不提答复(鲁迅《日记》虽极简略，但对复信不大遗漏)来推断，恐怕不能排除鲁迅原无答复这个陌生人投书的意思，而是由冯雪峰建议、怂恿而托他作此文的。当然，这一推断也无可征信。不少鲁迅研究家曾指出，鲁迅晚期和冯雪峰、瞿秋白两位共产党人交往密切，颇受他们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并非全是属于正面价值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看来亦可作如是观。
也有不少论客说，鲁迅身后之所以会被极“左”势力利用，被“神化”，是鲁迅本来就有“左”的东西，并引俗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以佐证其说。当然，如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则鲁迅也是人，他也有缺点、疏失乃至错误，可以供人利用。可是，世界上有哪个伟人不曾被歪曲、被利用过?上世纪末英国权威报纸曾通过调查答卷评定一千年间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排名的首位是马克思，请想想，世上还有哪个伟人，在被利用，被曲解，被糟改，被亵渎上能超过马克思的？
２００４年３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