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全集”的泛滥与尴尬
作者：黄桂元
很显然，不是随便哪一位学者作家的文字全貌都具有珍藏价值，都值得“曝光”和展示，都无愧甚或无惧于“显微”。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集”的质地应该是纯净的，品性应该是透明的。它抵制虚伪拒绝炒作，也容不得浅薄、乏味和平庸。它理应得到人们跨时空的仰慕和珍爱。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许多已经面世的“全集”处境尴尬，颜面难堪，无人喝彩，命运很不美妙，更别提得到书界的尊重。这里，无辜的作者和读者不应承担什么责任。它们如同一个个违章建筑，虽搭出了像模像样的框架，却地基松软材质低劣，工程的质量便可想而知了。
记得1998年，曾有南北两家刊物联袂推出了一个“寻找大师”的理论栏目，参与者众多却一无所获，那情形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像一场煞有介事的捕风捉影。寻找的结果，当代中国的文学地理并没有诞生哥伦布和他的新发现。我理解选题策划者的美好动因和激情创意，却和许多关注者一样不得不正视了这样一个无奈的事实，当代中国文坛看上去各领风骚群雄逐鹿，若寻找起真正的所谓“大师”来，又何其艰难。其实，当人们把目光转而投向近现代文学史，就会发现那种“寻找”的难度仍然存在。想象大师如繁星满天，对于东西方的任何时代和国家都只是一种寓言，何况我们这样一个环境、土壤、气候都不利于大师成长的百年中国。一些聪明的出版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面带无所谓的微笑，以批量生产和销售的姿态，很轻松地就把一套套名家“全集”供上书界的庙宇，同时也很轻易地用这种方式稀释了名家们原有的含金量，使人们不能不质疑这些出版人的诚意所在。
我的质疑缘于一次逛图书大厦的经历。那是个深秋的中午，幽幽日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洒进来，笼罩着几个位置显赫的专柜，我不经意地发现，那光影斑驳中竟满满当当排放着《顾随全集》、《丁玲全集》、《田汉全集》、《吴世昌全集》、《陈香梅全集》、《何其芳全集》、《朱光潜全集》、《闻捷全集》，阵势宏大却冷冷清清，少则数卷多则数十卷，令我大开眼界。一位朋友听了我的唏嘘，说这有什么？早有报刊报道过《郭沫若全集》、《俞平伯全集》、《傅斯年全集》、《姜亮夫全集》、《贾祖璋全集》、《汪曾祺全集》的出版动态，还有多少“全集”要出笼谁也搞不清，大家已经见惯不怪了，你又何必认真？看来我的确是少见多怪。接着我读到了2003年9月17日的《中华读书报》，第五版以整版篇幅向读者“公示”了用来接受社会监督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书目”，里面依次出现了《臧克家全集》、《吴梅全集》、《傅雷全集》、《茅盾全集》、《梁思成全集》。短短几天，我接连遭遇了各种“全集”的一通轰炸，头晕脑胀，很难一笑置之了：从什么时候起，我国文化界已经是大师云集“全集”林立，竟如同变戏法一般？为何那些出了“全集”的作家学者，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反而降低了？这种无人喝彩的廉价“繁荣”原因何在？
恕我孤陋寡闻，吴梅老前辈的名字相当陌生，我只知道他是上世纪上半叶的一位古典文学教授，未敢置评，遂向几位毕业于名校的汉语语言专业本科生和评论界朋友提起，脸上都呈茫然状。科班出身和业内人士尚且如此，足见其“全集”出得有些蹊跷。至少我相信，与吴梅处于同等学术水准的教授不会是个别人。傅斯年、俞平伯、吴世昌、顾随、姜亮夫、朱光潜、贾祖璋、梁思成等著名专家，皆为各自领域的翘楚，是不是所有的文字纸屑都有流传和珍藏的价值，却未必然。臧克家老人能为读者记住的作品只有《老马》和《有的人》等几首诗，更多的诗文属于思想和艺术都平平一类，更别提书信日记。如此良莠杂糅很容易弄巧成拙，既有损老诗人的原有名声，也是对读者的蔑视。傅雷先生作品有限，译作却声名远播。但如果把巴尔扎克的那些巨著拿来充数，则难免牵强。我曾在书店看到过《傅雷文集》，包括文学卷、艺术卷和书信卷，虽非著作等身，却很有含金量，还算是实事求是。如今吴梅、臧克家和傅雷几位的“全集”不仅出版了，而且还堂而皇之入围了国家级图书奖的初评，我想不清楚这里遵循的是一种什么“游戏规则”。丁玲女士的《沙菲女士日记》在当时尚有些影响，《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却因太多图解政治的痕迹而被时代淘汰，其它作品则少有问津。这位生前主张“一本书”主义的女作家，身后却出版了远谈不上珍贵文学遗产的所有文字，也是一件趣事。诗人闻捷恐怕生前做梦也不会想到，30年后会有自己的“全集”问世，这种事怎么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闻捷的作品早已过时，篇幅冗长而诗意寡淡，鲜见令人震颤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深度，稍具水准的读者自有判断。田汉、朱光潜、何其芳、汪曾祺诸先生，学问有高下成就有大小，但出全集，也都有一定水分。最有意思的是，尚健在的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也被隆重推出了“全集”，陈女士22岁时因其年龄悬殊的跨国婚姻而一举成名。进入中年，寡居的陈女士开始独步美国政坛而成为风云人物。同时经商理财，还风尘仆仆地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搞穿梭外交，也常常“客串”作家且有著述数十种，最多属于文学“票友”之类。作为卓有政绩的社会活动家的陈香梅，我可以诚惶诚恐，但作为才情一般的女作家的陈香梅，我实在不敢恭维。
如果大家不嫌添乱，上述先生女士够资格出“全集”，那么我可以不无保守地列举一长串都曾响当当的名字，来一番锦上添花，否则，我认为就是有欠公正和公平。他们是诗人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闻一多、殷夫、艾青、胡也频、蒋光慈、李广田、穆旦、田间、冯至、穆木天、卞之琳、浦风、郭小川、袁水拍、徐迟、辛笛、杜运燮、曾卓、郑敏、贺敬之、李季、昌耀、牛汉、阮章竞、李瑛、北岛、舒婷、顾城、海子（事实上新时期诗坛一批年轻诗人的成就、造诣和影响已经超越了一些前辈），小说家、剧作家、学者叶圣陶、老舍、巴金、丰子恺、王统照、朱自清、梁漱溟、张天翼、冰心、艾芜、沙汀、夏衍、李健吾、洪深、庐隐、萧红、路翎、金岳霖、范文澜、端木蕻良、许地山、吴组湘、宗白华、冯友兰、萧军、姚雪垠、骆宾基、废名、游国恩、王力、赵树理、欧阳山、柳青、杜鹏程、梁斌、季羡林、张中行、柏杨、白先勇、余光中、王蒙、顾准、路遥、贾平凹、刘小枫、王小波、史铁生、王安亿、莫言、苏童、王朔等等，似乎就没有理由不给他（她）们出“全集”（没准已经有人正忙着张罗了，也未可知）。只是如此一来，放眼世界再没有比中国文化界更热闹更喧嚣更光怪陆离的了，注水的“全集”便如同儿戏，所谓的“国际笑话”也真闹到了登峰造极。
有一位陈先生近来在《中华读书报》上很认真地开列了一个包括从晚清到“五四”一代的著名学者在内的名单，认为应该给他们出“全集”，这些人是黄遵宪、严复、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陈寅恪、胡适、郭沫若、顾颉刚、茅盾、郑振铎。论述这些珍贵的名字所创造的学术价值是我力不胜任的，陈先生是研究近现代文史的实力派行家，所言自然颇具权威性，我只想助一下阵，把同样出类拔萃的李叔同、郁达夫、赵元任、沈从文、林语堂、曹禺、梁实秋、熊十力、牟其宗、钱钟书、张爱玲、金庸、李敖、孙犁也拉进来，以壮声威。陈先生说“出全集，并非对所有的文人学者都有利，如果本身并不怎么完美，出了全集，其光辉形象反而可能大受损伤”，事实上，这种危险对名单中的任何一位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并不是每个在生前享有盛誉的作家学者，都具备“大家”的禀赋、气象和出全集的条件，也并不是大师的数量现代要远远大于当代，死人要远远多于活人。其实我最想强调的是，二十世纪百年中国文学的总体成就，远没有陈先生估计的那么乐观，并无多少本钱向世界供奉如此之众的“大师”和“全集”。硬要供奉，便只能杀价。
退一步说，即使有谁打算为什么人出“全集”，也需要一种严格的“资质”认证，以防泛滥成灾滥竽充数。硬是各行其是也没人拦着，更不用担心会触犯法律，只是这种做法太不负责任了，既害作者又坑读者。如果放在世界文化坐标中考察，就更不难发现其中的荒唐和可笑。其中，一些“全集”出版或计划出版的原因复杂微妙，有的是受制于乡谊乡情，带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比如山东之于臧克家，云南之于姜亮夫，湖南之于傅斯年，安徽之于朱光潜），有的相互攀比，有的则可能取决于财力的支持或文化与出版官员的偏爱等诸多因素。也有例外，河北出版界这些年一直身体力行，相继推出了丁玲、陈香梅、何其芳（以上为河北人民出版社）、田汉（花山文艺出版社）、李大钊、吴梅、顾随、吴世昌（以上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全部文字，有备而来一意孤行，几乎成了各类“全集”的生产基地，此举可谓某种深思熟虑过的战略举措，却似乎不具市场和功利意图，不免令人匪夷所思。只是如此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很不利于创作环境的清洁、学术秩序的改善和文化遗产的整理，容易产生一种阅读误导，败坏文化消费者的胃口，使人们对那些“全集”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未必符合作者的意愿。
还是拜托罢，大家很恐惧看到有中国地方特色的那类大师和“全集”。无论如何，大师应该获得精英文化、文化史和几代读者的多重认可。要在几代学者、作家中鹤立鸡群才不会枉担虚名。他们并不是完美无缺，毫无局限，但这不妨碍他们是一个划时代并能够影响以后时代的文化巨人。他们具备了超凡脱俗的心灵质量和人格魅力，同时拥有足够丰厚的精神遗产、足够分量的文化建树和足够辉煌的艺术杰作。对这样的大师，读者需要也愿意了解一切，包括作品之外更多的个人生活细节、思想微痕和心理涟漪，历史也不会任其自生自灭。如果以一种最好的纪念和继承方式表达人们对大师的敬仰，莫过于出版他的“全集”，这也是对大师的一种盖棺论定。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全集”，会联想到峰峦、森林、大海和天空，而不是闪电、雷鸣、昙花、飞瀑。后者更多的是属于天才和名家，更适合出文集或选集，而出全集者则非大师才能享此待遇。全集和文集、选集之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关系，而是有本质的区别。用袁枚在《随园诗话》的说法，“诗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庞杂，名家必选字斟句。”在文化艺术领域，大师和天才、名家之间的区别有时候并不清晰，甚至见仁见智，但多数文化人绝不糊涂，心里还是有杆秤的。
大师不是一顶纸糊的桂冠，经不起岁月的风吹雨打，也不是一颗媒体廉价炒作出来的明星，很容易随时尚潮流的起伏而生而灭。大师意味着博大精深，海纳百川，气象万千，承前启后，并不靠局部的光芒和短暂的声响吸引人们的关注。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雨果、罗素、毕加索、泰戈尔和博尔赫斯等，谁能指出具体哪一部作品是他们的代表作？他们的思想和艺术能够跨越国别和年代而浑然一体，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走向永恒，因此，大师不仅需要巨大的才能，还要具备不懈的劳作和承受大起大落的坚强神经。
天才也是不多见的。天才多指那些偏执、怪异之才，他们不是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一分灵感”，也不靠“取百家之长”，用勋伯格的话，“天才只向自己学习，有才干者则主要向别人学习”，比如莫扎特、肖邦、梵高、马勒、尼采、维特根斯坦、荷尔德林、卡夫卡、李煜和徐志摩等，他们的创造常常表现出了尖锐的原发性和鲜明的独创性，一般人很难模仿和重复。天才的才情缺乏节制和收控，很容易在极短的创作燃烧中化为灰烬，往往难以达到大师那种高度、深度、广度所必需的精力、体力、从容、坚韧、平衡力、吞吐量和寿命。
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名家了。这不需要饶舌，每个年代每个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各自的名家。名家的才华有时候看上去也能直逼大师，由于各种原因也可以声名显赫令人赞叹不已，但他们很难企及大师的高度、成就和境界。时过境迁，多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文化“鸡肋”。据说巴金就对自己的文学成就评价不高，甚至称自己不是“文学家”，我想大概不都是出于谦逊之辞。有人写过一篇题为《天才谢××》的文章，我曾会心一笑，青年批评家谢××确实很出色，是不是天才有待继续观察。但谢××现在肯定是名家了，不管说他是天才还是名家，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异议，但如果把标题改成《大师谢××》，则难免贻笑大方。
依我看，天才和名家们大多身怀绝技，笔墨风格各有特色，精选出能无愧于作者水准的文集就可以了。在一个明明是大师稀有的时代，出版人不必“皇帝不急太监急”地草草推出各类低质量倒胃口的“全集”，给人的感觉很像是在人为地造“神”。结果“神”一多就不值钱了，把好事情往砸里办。出版人不是魔术师，谁也不可能通过“全集”就能摇身而变为大师。这种闹剧似的做法很不明智，也是对历史和读者的欺弄。当务之急是让诸“神”归位，我想，大家的心情都会好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