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龙应台何言“官不聊生”(外一章)

作者:陈鲁民




  记者采访刚卸任的台北“文化局长”龙应台:“作家当文化局长,一干就是三年,龙局长感受如何?”龙应台表示:“官不聊生,官不聊生啊!”记者对此说不解,又问:“难道说是要为官者皆食不果腹、衣难蔽体,甚或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吗?”龙应台答曰:“不是。我是说为官者一方面要殚精竭虑地为民众服务,无疑会筋骨劳顿、心志疲苦;同时还得面对百姓、媒体的监督,自然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筋骨劳顿、心志疲苦,再加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这还不是官不聊生吗?”(《大公报》7月11日)
  以前只听说过有“民不聊生”的,《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龙应台这里又发明了个“官不聊生”,倒也很有意思,而她好像又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十分认真的样子。如果说,“民不聊生”就是百姓已无法活下去了;那么,“官不聊生”则可以理解为做官很辛苦,责任很大,油水很少,身心负担很重。
  “官不聊生”,显然是夸张之词,但也不无道理。在中国大陆,如果真的按照宪法、党章和干部条例的要求一点不打折扣地去做,这个官肯定会很辛苦。他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半心半意;他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不是相反;他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有政绩,见成效;他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是高高在上;要做到这一切,必须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久而久之,自然会筋骨劳顿、心志疲苦。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甚至辛苦到把小腿的毛都磨光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大概就比较接近这个境界了。
  再从另一方面说,做官就要接受监督,百姓的眼在盯着你,媒体的记者在盯着你,纪检反贪部门的干警在盯着你。想用权力发点外财,捞点好处,还怕“伸手必被捉”;想贪赃枉法,花天酒地,又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若真收了那不义之财,用不敢用,花不敢花;存在银行怕查账,放在家里怕遭贼;夜里做恶梦,白天怕警车响,终日担心东窗事发。再看看那落网的贪官,下地狱的有成克杰、胡长清,关大牢的有李嘉庭、陈希同,又联想到自己,如此这般,自然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果如此,官员一方面殚精竭虑地为民众服务,累得会筋骨劳顿、心志疲苦;另一方面,又面对百姓、媒体、纪检部门的监督,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筋骨劳顿、心志疲苦,再加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这官还能当得轻松吗,还不是“官不聊生”吗?当然,龙应台的说法,只是一种假定的“理想状态”,实际上,能真正做到殚精竭虑地为民众服务的官员并不多,能朝这个方向努力,真心想当个有为好官,也就不错了。而监督更是远不到位,制度和具体措施上的漏洞很多,留给官员谋私舞弊的空间很大,诚如贪官胡长清所言:“我是小猫钻进牛栏里,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许多官员实际上当得很轻松,很愉快,“早上轮子转,中午盘子转,晚上裙子转”就是最生动写照;也当得很“实惠”,甚至很发财。因而红光满面的多,面黄肌瘦的少;心宽体胖的多,形容枯槁的少,要是说“官不聊生”,恐怕没几个人会相信,也就是龙应台那种书呆子才会说这种傻话。
  不过,由龙的“傻话”则可引出这样一个真理:“官不聊生”的地方,一般不会“民不聊生;而“民不聊生”的地方,则一定是贪官遍地庸官当道。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无论古今中外。
  
  胡适的“脾气”
  
  山西作家韩石山对鲁迅和胡适有一个评价:“读鲁迅长脾气,读胡适长学问。”这种高度概括的话,简单好记,痛快淋漓,但痛快固然痛快,最易失之偏颇。鲁迅的骨头硬,脾气大,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大家都承认;可鲁迅的学问又何尝不是天下一流,鲁迅的国文,诗词,小说研究,翻译,考古甚至书法,都是独步一时,随便拿出其中一项,都可以当教授、当博导。如果光有大脾气而没有大学问,光有骨头硬,没有学识硬,鲁迅又怎能被称为文化大师?
  而“读胡适长学问”,也很容易给人误会,似乎胡适这个人,学问是没的说,一等一的大家,文通古今,学贯中西,要不然,怎么会挂上35个博士牌子。可就是骨头太软,没有脾气,不敢抗争,只会妥协,拍马屁是个好手,风节差点,是个典型的“墙头草,随风倒”。过去也一直就是这么宣传,大伙也就一直这么认定的。现在看来,其实未必,胡适虽然多以温文尔雅形象面世,但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胡适真发起脾气来,丝毫不亚于鲁迅。
  1909年,胡适在上海读书,20郎当岁,那脾气就不小。一天夜里,从酒吧回来,路遇警察盘问,一言不合,竟然和警察动起手来。他当然不是警察的对手,不仅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被关进拘留所。这是少年孟浪,或者不足为训。
  1930年,他可是堂堂流洋博士了,又年近“不惑”,但脾气还会“偶尔见峥嵘”。《新月》因为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胡适一听,来脾气了,他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说:“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陈布雷为此约见胡适,胡适却不去,有人劝他去,他说:“请你告诉他们,‘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一、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二、友意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这话连“大脾气”的鲁迅都未必敢说出来,可偏偏是“没脾气”的胡适说的。
  1952年11月,已过花甲之年的胡适,又发了一次“脾气”。他当面批评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此说颇有魏征骨鲠之风。胡适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更是虎头上拔毛,要冒大风险的,须知老蒋可不是唐太宗,他没那个雅量,一点也不赏识魏征,弄不好就会赏你一颗花生米。李公仆、闻一多,还有再早的杨杏佛,就是现成例子。事实上,国民党当局还就是有“收拾”胡适的打算,只不过忌讳国际影响,没来得及动手罢了。
  我们曾误会胡适多年,以为他不过是对国民党政府惟命是从的过河卒子,实际上,他从骨子里说,是个自由主义者,对当局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的学问肯定是没问题的,堪称一代宗师;他的脾气,换言之,他的骨头,也是有硬度的,不仅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那种硬,而且也有剑拔弩张,怒目金刚那种硬。因而,正如读鲁迅不仅能长“脾气”,也能长学问一样,读胡适同样既能长学问,也能长“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