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重新发现汉语（外一则）
作者：任洪渊
我是来表达多年的敬意的，不然，我怎么敢闯到聚集一堂的翻译家们的面前?如果没有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傅雷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戈宝全的普希金和巴金、肖珊夫妇的屠格涅夫，肯定没有我的汉语写作。他们的译作才是我的汉语教科书。小说家王小波也说过，他是从查良铮的《青铜骑士》中第一次看到，汉语可以写出如此神韵流动的文体。
一个世纪了，是翻译作品丰富了现代汉语。为了对应拉丁诸语语法严密的冠词、时态、介词组合与复合句式，汉语改变了自身的语言生成结构，由“词法”的语言演变为兼有“句法”的语言。比如戈宝全汉译俄语普希金的《я васмобиJI》(《我曾经爱过你》)：“явасмобиJI такискренно，такнежно，/Какдайвамбоr мобимойбbITb друтим.”(“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也会像我爱你一样。”)汉语的直接抵达，把主语与从句呼应的Tak,KaK，不留形迹地摈弃在句子之外了。现代汉语仍然是汉语。感谢几代翻译家的天才，现代汉语仍然是词性自由、语序自由、以及无时态超时态的灵动的语言。不过顺便说一句，如果傅雷也读到1994年版《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进行散步”，他会在另一个世界“进行”什么?
从今天起，在我的书桌上，在汉译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希金和屠格涅夫们旁边，又增加了江枫的狄金森和雪莱。在百年出版物中，算一算翻译经典的页数、印数、版数，读者数吧，现代汉语作家们是有负于自己的母语的。
我们在与西方主流语言相遇中重新发现汉语。
当艾略特用英语写出“四月是残忍的季节，哺育着/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的时候，他当然不知道，汉语已经流传李贺的：“凄凉四月阑，千里一时绿”了。艾略特“四月的残忍”与李贺“凄凉的四月”，同时是开放/凋败、哺育/掩埋、生命/死亡，同样是词语的矛盾、反讽与多指向。李贺埋葬残花的四月的绿，一种春深的凄凉，就等李清照依旧不依旧的海棠说破“绿肥红瘦”，说破葳蕤里的惨淡。这才是汉语语言反讽的范例。
在沈约声韵之后，假定从杜甫晚期的律诗《秋兴八首》开始了中国诗歌“诗”与“歌”的分离。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天无梧桐，凤凰为什么从天外飞来?梧桐与凤凰互为生命的一部分。在这里可以一读：碧梧枝栖老了凤凰，或者凤凰栖老了碧梧枝；二读：凤凰枝，鸟与树合成了一个词，凤凰成了碧梧华美的一枝，或者碧梧枝成了凤凰翠色的翎羽；甚至三读：上林苑中的梧桐，那老了凤凰却不会老去长安阳光的枝枝秀色。还可以四读，五读。汉语不断延展词语意义的边界，不断改变词语离合的轨迹，不断重构词语秩序的运动，诞生了杜甫。歌的声律和韵律有尽，而诗的词语重组每天都在开始。
词语的运动没有停止在杜甫漂泊西南的小舟上。词语书写出了温李和他们的晚唐。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李商隐的词语那么喜欢多重的叠映与多向的照映。周汝昌先生读李商隐，读出了“皎月落于沧海之间，明珠浴于泪波之界，月也，珠也，泪也，三耶一耶?一化三耶?三即一耶?”可惜他的红学竟没有读出，李商隐这一联的冷泪和暖玉，已经暗示了黛玉黑眼睛里的泪花和宝钗雪肤的温润。与李商隐不同，温庭筠的词语好像更愿意独自留下距离。几个孤零零的名词，在它们各自的开阔地带生动地演出。每一个名词既是主语，又是宾语，甚至还是谓语，定语和状语。可以从每一个名词起始：如果从“人迹”开始，人迹踩着鸡声，踩过月色，踩过霜，踩响了板桥和茅店的沉默，又被月色和霜淹没了，连迹，连声，连回响；如果从“月”开始，和霜的月色，朦胧了人迹，板桥，茅店，鸡声，最后连月也朦胧了。司空图所谓的“意象”，王国维所谓的“意境”，都是从汉语词语的自由重组中生成。
马拉美为了从二项式的对立逻辑中逃亡，也曾想在他的词语周围留下一片无语的空间，无声的空间，因而也是一片“自由的字词迸发”的空间，但是，马拉美怎么能够让几个孤独的法语词作温庭筠式的自由迸发?由庞德《一个巴黎地铁车站》的切断词语到肯明斯《一叶飘零》的切分拼读，他们的“人工空白”也并没有给词语带来自由，因为词语仍然在语法结构的线性句子中。英语中的庞德和肯明斯，也逃不出逻辑的“恶无限”。
没有现代汉语就没有现代中国文化。
今天，诗人们有的在低声耳语，有的在互相怀疑地打量：谁是否到美国去完成了把普拉斯还给美国的流亡?谁是否到俄罗斯去完成了把阿赫玛托娃还给俄罗斯的流亡?谁是否到法国去完成了把从波德莱尔到瓦雷里的一切还给法国的流亡?不是去寻回什么而是去交回什么，这与他们的前辈，与带着里尔克的德语归来的冯至，写带着魏尔伦的法语归来的戴望舒，与带着华兹华斯和济慈的英语归来的徐志摩，多么不同。是到了把艾略特和斯蒂文斯，把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把博尔赫斯和帕斯，把……还给他们的法语德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的时候了，这一群群为了还乡的流浪者。可以说，上一世纪20年代开始的向西寻访，以90年代的告别终止。出走的归途毕竟不同于朝圣得远行的路，尽管是同样的长。
其实，中国诗正在经历的，中国艺术早就经历过了，先是先锋音乐，接着是先锋画和舞，由于是不用翻译的光、音色化、空间一负空间的世界形式，早就越出了国界。中国先锋艺术家们早就在国外找回中国，到西方摆脱西方，始终的，比如音乐，要么是谭盾的楚，《九歌》；要么是郭文景的巴蜀，《蜀道难》。
谁再一次向世界展示汉语的原创力，谁就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诗人。
创造怎样的今天，也就重建怎样的传统
当代诗人无不感到某种尴尬，某种身世不明的暧昧。如果我们把流行的“国际性的”写作直译出来，就无非是一种“世界语的——非汉语的”写作，一种失去了汉语当下的生命经验，也失去了汉语历史的文化经验的写作。这当然不会令人怡然自喜。以前，人们总是在回答：我们得到了什么；现在人们开始反问：我们失掉了什么。一代失去了父亲的儿子在反问。一个失去了传统的现代在反问。这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中国化问题：父亲已死——不是寻找父亲，而创造父亲；传统已断——不是发现传统，而是重建传统。请注意，“五四”的传统断裂与今天的重建传统，多么不同。
一位青年诗人的批评家朋友最近也说：“我忝列‘先锋批评家群体’近十余年，我也曾在愚蠢的‘国际化写作’幻觉中评说中国现代诗。……我感到，再用‘主义’的‘普罗克斯忒斯铁床’切割、伤害诗歌，是批评家的犯罪或至少是僭妄。故我更愿采用头脑/心灵的说法，以求强调目下中国诗歌的本土因素。”好哇!我们居然也有了第一个反“国际化写作”的“本土因素”的批评家了。当诗人连同他们的批评家朋友们都耻于“世界语写作”的时候，汉语写作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世界语写作既没有找来国际文化资源，却又失掉了本土文化资源。谁能说清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如此长久地用汉字书写非汉语的作品，以至我们有过一个非汉语写作的时代?
我们究竟在找回什么，或者，在摆脱什么?在这里，找回与摆脱的行为方式改变了行为主体，人。比找回什么、摆脱什么更重要的，是谁在找回、谁在摆脱——找回与摆脱的历程诞生了当代中国人。这是近代以来好几代中国人的历程。
当代中国人——就是在今天既改写历史的复写又改写西方的改写的中国人。
比如，是30年代的诗人废名第一个发现晚唐温李——南宋姜吴的象征主义。我把这看作今天重建昨天传统的文学史现象。废名等象征派诗人，通过法国的蓝波与马拉美，重认玉谿诗，金荃诗，白石词，梦窗词，换句话说，重建自己诗的晚唐——南宋传统。对于他们，晚唐最近，中唐、盛唐、初唐依次渐远。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则是逆时的——唐最近，而清最远。为什么一说传统，就只说传统诞生了今天，而不说今天诞生了传统?我们在走向明天中回到传统。当我们只有屈原——杜甫一种传统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多少传统!从“无限好”的夕阳到“商略黄昏雨”的青峰，是汉语的一个传统，历史的遗憾是，废名戴望舒们未能重建新诗的传统，哪怕就是晚唐传统——因为重建传统就意味着，既是对现代的蓝波、马拉美的超越，又是对古典的李商隐、姜夔的超越，双重的超越。也许只有等到我们重建自己的南宋，晚唐，魏晋，先秦……传统的一天，才会有中华文化的现代经典时代。
不过，人们要问，废名们没有做到的，今天的谁或者明天的谁就能够做到?
上个世纪的两次伟大革命发生在俄国和中国。在革命的俄国，仍然有他们诗的“白银时代”，有他们的曼捷斯塔姆，叶赛林，帕斯捷尔纳克……而在革命的中国，却没有我们同等重要的诗的年代和诗人。从冯至到何其芳，他们30年代追求的，被他们50年代的回答否定。可见，这不是因为革命，而是因为传统——我强调一遍：传统。既然我们在19世纪不能，在20世纪也不能重建自己的文化传统，又怎么能强大到把西方的文化侵略转变成自己文化的一个来源?那么21世纪呢?
我们总算在今天的新儒家一新国学与代现一后现代的两种话语之外，有了第三种话语。它是对立二项式产生的不等的第三项，二项对立的张力就是第三项的势能。
其实，我们的儒学或者更广义的国学一直在“新”。孔孟的儒之后，经典时期，有融会了“道”的汉儒的新，有融会了“禅”的宋明理学心学的新。到旁落年代，现代新儒家从西方哲学中借来的种种新形式，都不过是对文化侵略的抵抗甚至顽抗罢了。现在，当越来越多的西方眼睛在远望东方的时候，有人错把他人的生机看作危机——于是有重温“儒学世纪”的旧梦的当代新儒家。不错，西方在又一次发现东方。但是，我要问新儒家的“新”：为什么是庞德的英语发现了汉语的“意象”，是艾森斯坦的俄语发现了汉语的“蒙太奇”，是布莱希特的德语发现了汉语的“间离”，是阿波利奈尔的法语发现了汉语的“回文”与“图象”……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们?照此，儒家尽管一代又一代新下去，却永远不可能有对中华文化一次又一次的新发现，他们最多也不过在西方的第一次发现之后再赶来作第二次“新”发现而已。为什么?
我们要发现的，不是汉语正史的、经典的传统，而是被正史和经典压断了的另一传统。
而且，也是到了把现代一后现代的终点当作起点的时候了。“后”，一开始就自陷于不能延期的绝境。这也与国产的伪现代、伪伪后现代的论争无关。手段可能是相同的，但是目的变了。许多人从现代一后现代的话语中找回了他人的什么，而我却要在现代一后现代的话语中丢掉我们的什么。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是认识他人?还是找到自己?今天要问：语言相遇，我们将怎样在认识他人中找到自己?
我们在创造怎样的今天，也就在重建怎样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