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我就做得并不差
作者：韩石山
初读此文时，我的一个感觉是，生气就生气吧，有什么必要在先生、女士、老总上面加双引号呢，难道他们不是先生、女士、老总吗，或者说他们不配称作先生、女士、老总？当然了，正规的职务中，没有老总一说，这是对总编辑、主编的俗称。不称正式职务又显得亲切些，并不是说他们就是旧社会的兵油子。
没多久，该报又刊出黄廷杰的文章，说“这个好编辑是萧殷”（题名）。并没多少确凿的证据，只是说，“从卢弘提供的复信时间推断，那时，主持《文艺报》来稿来信工作的，正是萧殷！”并没有查对原件笔迹，就说得这么确定，是否有失严谨?是就是吧，作者又大发一通感慨：平心而论，偌大中国，今日善待作者的编辑当然不会没有，但以萧殷为风范的编辑与作者道义契约时代业已终结，因为我们已处于消解崇高精神萎顿的时代。
这就有点过了，萧殷这样的编辑固然好，如今的编辑也不至于那样不堪吧?
就说给志愿军复信这件事。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的社会情绪，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的。那可不是普通的战士，那是“最可爱的人”呀，各行各业都争着为前线做事，一个编辑部接到前线战士的来稿，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从复信看，这个战士的稿件水平不是很高，当然只有勖勉有加且给以具体的指导了。如果我是个编辑，遇上这样的事，也会认真对待的，别说“约千字”了，再翻一番的字数也能写得出来。
依卢先生和黄先生的意思，都说如今再难见到这样负责任的编辑了。卢先生让我们看看前辈的嘉言懿行，黄先生说是那个时代业已终结。我不这么看。且以我的经历来说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业余作者，一次给《北京文学》（当时叫《北京文艺》）投稿，过了一段时间，便收到主编李清泉先生的一封信，说我的小说可用，最好能作些修改，并一条一条地提了七八条意见。32开的信笺，密密的写了五页之多，当在千字之上按卢黄二先生以一概全的论断方法，至少到八十年代初，这样的好编辑还是有的。
现在呢，别人不知道，就说我自己吧。我现在是一家省级文学刊物的主编，正是卢先生文中那种加双引号的“老总”。主持刊物以来，每年差不多都要给作者读者写上百封的回信。我们刊物上有个栏目叫《主编信箱》，每期发表我与作者读者的四组信，一年是48封。这些信绝非专为发表而写。通常是写好回信，觉得还有点小意思，便复印下来，到了要编下期刊物时挑几封用上。至于没有复印下来的，少说也有三倍之多。前年吧，有一个月我想知道自己究竟给作者读者写过多少信，写时垫上复写纸，后来数了一下，一个月竟有三十几封，某一天就复了四封。萧殷生于1915年，五十年代初不足三十岁，可说是小伙子，我现在比萧殷当年要大二十多岁，自信做得一点都不比他差，卢先生和黄先生又该发什么样的感慨呢?
再就是诸君有所不知，现在的编辑部，尤其是文学刊物编辑部，和五十年代不能比，和八十年代也不能比。那时人员多，经费足，工作你想做多好就能做多好，现在呢，人员少，资金缺，你就是有心做好也不可能。就说退稿吧，退稿的邮资是以信件计算的，一个短篇小说，若是万字的抄稿，少说也得三元，发稿量占来稿量不过百分之几，其余百分之九十几都要退的话，一个月下来就是几千元，一年就是几万元，哪个编辑部能负担得起？
绝无意厚诬前贤，也绝无意为现在的不正之风辩护，只是想说，过去的编辑不一定就那么好，现在的编辑不一定就这么不堪。什么事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以一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