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非典给我一个验证的机会（外一则）
作者：阎晶明
我一直觉得我们正过着的是一种粗砺的生活，无论我们的物品购置得多么高档、房屋装修得多么精良，我们实际上过着的是一种粗糙的生活，从情感到行为。有没有真正的中产阶层还真是个问题，尽管《文学自由谈》里的专家们已经为“中产文学”做了许多舆论上的准备和铺张。但真正的中产文学在我看来，应当是那种敢于并能够和大众趣味合流，注重纯粹情感生活，在通俗中寻找品味，在细节中扩充故事的小说。中产文学如同社会中产阶层一样，并不刻意追求道德叛逆和生活方式的突变，而是在追求感情细节与生活细节中见出无可效仿的品质，并使这种品质发散出日常性的气息。台湾文学中的许多情调，之所以一度受到青年读者追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这些作品中的中产情调总能够感染很多人。
这一回的非典暴露出，我们过着没有细节或不讲究细节的生活。发展了２０年，发现从广州到北京这样的首富和首善之区，还得让《新闻联播》告诉人们，一天要洗手几次，每次洗手要达多长时间，除了手心手背还要洗手指缝，等等。甚至连开窗通风和晒被褥之类的事，也要通过新闻节目传达出去，以教育以为自己早已“现代化”、“贵族化”的市民们。
细节，真的是如此重要，就如同我们的小说，与其说最大的欠缺是没故事，不如说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很有名的作家，其实根本就写不好细节，对细节从来就缺少悟性，就像我们在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学会洗手。所以我们读到的，大多是用粗疏的语言写下的粗鄙生活的小说。对主题深度的追求掩盖了艺术表现力的欠缺。然而这也许就是和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理素质、情感倾向相吻合的艺术吧。非典告诉我们很多，其中有一条也许还不被人们总结到，然而正在作为严肃的命题要求着、实践着，即生活细节因非典与我们的生命相关，因而受到尊重和承认，就像小说最终会因细节确定其地位一样。想一想我们那些可怜的真朴素或装高雅的小说吧，就像一个穿皮尔·卡丹却满手细菌的家伙，终将暴露出真面目，被人轻易遗忘。
非典是一次“宏大叙事”。当我们走向平民化、新写实的时候，我们以回避重大主题，反对宏大叙事的面目出现，以为世俗化、市场化将是解放小说回到自身的途径，因此我们的小说家比任何时候都放松对想象力的强调，想象力这个文学创作的主要素在当下正受到冷落甚至嘲讽。我仍然记得日本的艺术家在描述日本沉没大洋的可怕场景，美国艺术家在呈现不可抗拒之力如火山、外星力量对地球的毁灭性打击，这些超乎寻常的想象，在我们看来纯属虚构，一种艺术上的哗众取宠。现在看来，我们的艺术家真的缺少必要的想象力和宏大叙事能力，即使是《卡桑德拉大桥》这样的中等制作也很少有过。非典的袭来，简直有点“艺术想象”的味道。生活大于艺术，不知道今后除了“新闻调查”和报告急就章外，能不能有艺术上的真正表现，那种充满想象力、紧张度、穿透力和宏大叙事构想、重大主题挖掘的艺术创作。也让这一次突如其来的灾难在我们的文明史上留下它的足迹。
对非典的各种反思和总结将会不断展开，无论如何，它都不会是小资写作里的佐料和谈资。贝克汉姆的魅力不仅在于他的长相、金钱甚至球技，而且因为他是一个遵从“辣妹”要求，上了厕所就会“放下马桶盖”的丈夫。吐痰罚款200元的规则正在中国城市里实施，这是走向文明，追求细节的开始，也是“全面小康”的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学也一定会出现吧。
鲁迅与“鲁迅学”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曾对“卡夫卡学”有过一段精彩评述，主旨是认为，所谓的“卡夫卡学”是与卡夫卡及其小说相去甚远的学问。这门学问“以多如牛毛的异文没完没了地发挥同一篇讲话，同一个思辨，这思辨已越来越独立于卡夫卡的作品，仅仅靠自己来哺育自己。通过不计其数的前言、后记、注释、传记、专题论文、大学讲座、博士论文，它制造并维持卡夫卡的形象，以至于到后来公众所认识的名叫卡夫卡的作者已不再是原来的卡夫卡，而是已经卡夫卡学化了的卡夫卡。”可以这样理解，人们或者按照自己的想象和要求来描述卡夫卡，或者遵循于学术权威的解释亦步亦趋地在引用中论述。最致命的是，“卡夫卡学”没有把卡夫卡作为一个作家来论述，“它孜孜不倦地考察着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与尼采、与神学家们的关系，但是忽略了小说家和诗人。”“卡夫卡学”因此不能称得上是一种文学批评，“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卡夫卡学并不寻求被一种巨大的想象力改变了的真实世界；它破译宗教密码，它阐释哲学寓言。”
我觉得这些话仿佛都是在说中国的“鲁迅学”。或者说，鲁迅的命运同卡夫卡相近。在“鲁迅研究”已经可以用“通史”来描述的时候，“鲁迅学”自然应是一门专门的学科。我在硕士期间的专业就是“鲁迅学”，读过若干“鲁迅学”的论文、论著后，我有一种朦胧的感觉，《鲁迅全集》里的鲁迅和“鲁迅学家”笔下的鲁迅真的有很大距离。人们脱离文本去研究鲁迅思想的深刻，引用片言只语证明他的革命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鲁迅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色彩。“神化”鲁迅的过程演化到“文革”时期，就成了利用鲁迅、曲解鲁迅的政治化行为，连“鲁迅学”都称不上了。
近二十年来，“鲁迅学”走上了正轨，收获了众多成果。但总体上看，从美学意义以对鲁迅小说、散文、杂文艺术做令人信服的阐释，仍然是“鲁迅学”中最薄弱的部分。人们对思想家的鲁迅比对文学家的鲁迅有着更浓厚、更长久的兴趣。比起到鲁迅作品中寻找理论资源，人们更愿意互相应证或互相反驳学术观点，以此维持学术论著或论文的逻辑和篇幅。在“鲁迅学”经历了七十多年的历史，靠鲁迅“吃饭”的人越来越扎堆成群的时候，一股试图颠覆鲁迅的“断裂”风潮十分强劲。而在我看来，这种断裂或是颠覆的行为，是人们不再愿意把一个非作家的鲁迅视若榜样，不愿意把鲁迅作品当作社会批判的范文或哲学思想的论文来阅读和接受。我们需要看到鲜活的、充满艺术情趣的鲁迅，需要感受鲁迅作品里动人的、细腻的、敏感的、脆弱的艺术细节和艺术氛围。而“鲁迅学”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样的学术承当，一味地在学者们自己制造的“学术圈”中寻找微言大义。这是“鲁迅学”必然面临的学术困境。
“卡夫卡学”、“鲁迅学”以及“莎士比亚学”、“红楼梦学”，文学大师的遗产足以支撑一门专门的学问，这首先应当看作是一种幸事，然而在这种庆幸中，的确有一个正本清源的问题，即让学术总能够从它的研究对象出发，而不是一个自我阐释、互相应证、远离本体的死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