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迅翁和“哥哥”齐飞又如何(外一篇)

作者:陈鲁民




  沸沸扬扬的“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活动搞得沸沸扬扬热闹异常,人们注意到,在列出的60名候选名单中,除了鲁迅、老舍、巴金、钱钟书等文学大师名列其上外,还有周润发、张国荣、周星驰、王菲等港台影视娱乐明星占得半壁江山。端的是“鲁迅与张国荣齐飞,巴金共周星驰一色”。
  对于娱乐明星进入文化偶像之列,很多人大惊失色。有人气愤地质疑:“娱乐明星能与鲁迅比肩?”更有人痛心疾首:中国的文化教育面临着危机!中国文化在堕落!等等。恕我愚钝,我看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有道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鲁迅、巴金是中国的文豪,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柱,这是谁也不能吝认的,不管他们在这次评选活动中名次如何,都不重要,不会影响已有的定评。但平心而论,周润发、张国荣、周星驰、王菲们也非同小可,拥有那么多的追星族,那么大的号召力,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争睹风采。周润发还进了香港的小学课本,与岳飞、文天祥们并列。
  我是鲁迅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但并不反对影星张国荣的入选:我景仰巴金老的高风亮节,但我也欣赏周星驰的精彩表演。鲁迅固有震撼人心的《呐喊》,有意味深长的《野草》,有千古经典《阿Q正传》,有衷婉悲怆的《祝福》;张国荣则有脍炙人口的《红色恋人》,有动人心魄的《倩女幽魂》,有关仑荚奂的《霸王别姬》,有壮怀激烈的《英雄本色》。巴金有热情澎湃的《激流三部曲》,有缠绵悱恻的《爱情三部曲》,有大彻大悟的《随感录》;周星驰则有亦谐亦庄的《大话西游》,有神气活现的《少林足球》,有惊心动魄的《霹雳先锋》。可谓春兰秋菊,各擅一时之胜,优劣高下,很难拿同一把尺子衡量。硬要放在一块比,很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
  
  文化,广义上可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鲁迅、钱钟书、老舍、巴金等代表着的是雅文化;而周星弛、王菲、张国荣、张艺谋等代表的则是流行的俗文化。两种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的两个方面,其实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更没有必要“既生瑜,何生亮”。而应该互相融合,取长补短。实际上这两者的界限很难划清,也在互相转化。《红楼梦》是公认的当今雅文化之榜首,可是当年刚问世时,不是也被那些只会钻故纸堆的康嘉学派们认为是不入流的俗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当初被那么多出版社拒绝,也是因为视其“俗”,不是正路子,现在不是成了一版再版的雅文化精品吗?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把金庸小说当成研究课题,专设“大众文化研究”的课程;许多高校学生把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奉为经典,甚至把周星驰捧上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就进一步说明,雅丈化与俗文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
  宽容和多样化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其中就包括对雅与俗两种文化的看法和待遇。因而,我们既要让深刻厚重、代表着民族精神的雅文化大行其道,发扬光大;也应让轻松愉快、娱乐大众的俗文化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以共同装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园。
  评选已经结束,我们对结果不必看得太重,这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民间游戏,一次媒体的集体作秀,一次并不高明的戏说。我们板着面孔危襟正坐的时间太长了,何妨轻松一点,做一个鬼脸,和大师名家们开个玩笑,把迅翁和“哥哥”拉到一条板凳上,让巴老和“星爷”攀攀交情。
  吃中西大菜久了,总不免发腻,换换口味,来一盘杂烩尝尝也不错。
  “叫喊”与“呐喊”
  叫喊与呐喊,其实都是喊,要说有什么区别,呐喊无非就是大声叫喊,分贝更高,声音更大,传播更远。举例来说,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中的那个备受压抑的窝囊废卞容大的喊,就是叫喊;而国歌中“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则是呐喊。小说《孔雀的叫喊》中女画家柳璀的喊,就是叫喊;方志敏在船上看到外国水手吊打一个没买票的中国人,抗议愤然,大声疾呼,则是呐喊。
  叫喊多是生理上的自然反应,诸如床第之欢的呻吟之声,打情骂俏的娇嗔之声,被踩了一脚的“哎哟”之声,中了一大奖的庆幸之声等。呐喊则是有意识的理性的积极抗争,铁人王进喜的“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是呐喊;梁山好汉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呐喊;陕西那个“处女嫖娼案”主角麻旦旦,在法庭上悲怆一声“我冤枉啊”,也是呐喊。
  倘以唱歌类比,流行歌曲通俗唱法就是叫喊,囚其气息浅,共鸣小,音域窄,稍事训练即可登台献艺,唱《外婆的澎湖湾》之类为宜;美声唱法则近乎呐喊,声发丹田,深沉激昂,响遏行云,绕梁三日,最适合唱《我的太阳》,像帕瓦罗蒂君。
  若以著文而论,那些时下很时兴的卿卿我我,缠绵悱恻的小品文,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小随笔,三角、四角恋爱的“纪实文学”,无病呻吟的酸诗腐词,是叫喊;而那些指陈利弊激浊扬清爱憎分明不惧斧钺的杂文、时评就是呐喊。
  叫喊与呐喊,不仅是声音分贝大小、发声方式不同,意义作用也颇有差别。街谈巷议,众说纷纭,顶多算叫喊,出,恶气而已;提案上书,撰文建言,公之于众,昭示天下,就是呐喊,即便不能扭转乾坤,也能形成强大舆论。大学生刊、志刚在广州被无端打死后,上千篇的杂文、时评见诸报端网站,口诛笔伐,同仇敌忾,为孙志刚鸣不平,为社会争公理;另有三饱学博士慨然上书,五法学专家激情提案,呼吁废除收容法,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影响深远。虽然,孙志刚一案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多种因素,系合力的结果,但各报刊网站连篇累牍的呐喊疾呼功不可没。
  俄国作家契珂夫说:大狗在叫喊,小狗也在叫喊,不能因为大狗叫喊了,小狗就不叫了,每只狗都有叫喊的权利,人更是如此,该叫喊时就叫喊,该呐喊时就呐喊。我们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所以需要叫喊;但我们还有: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康德语),更需要呐喊,为民主法制而呐喊,为人权尊严而呐喊,为反腐败除蛀虫而呐喊。
  世界是多元、多彩、多角度、多模式的,有人喜欢叫喊,有人酷爱呐喊,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至相得益彰,你不要讥讽我浅薄,我也不必嘲笑你假深沉。因而,有人对女作家们的叫喊颇不满意,写文章要求:“作家阿姨,你喊声小点好吗?”我就很不yX为然,其实,叫喊和呐喊的和平共存,由来已久。苏东坡曾问一善歌幕僚:“我词比柳词如何?”答曰:“柳中郎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既不瞎贬柳永的“叫喊”,也不乱捧东坡的“呐喊”,这位幕僚看来比我们许多人更具有现代社会的宽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