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阴霾里的一道闪电
作者：雷 达
对作者杨显惠，我有所了解并且喜爱。他是甘肃人，“文革”前就在河西走廊农建十一师当农工，也就是早期的知青，他还当过售货员，会计，民办教员，盐场秘书。在农垦师，他与一位天津籍的姑娘相恋，结婚，“文革”后落到天津，并成为天津市的专业作家。八十年代是他的喷涌期，他的《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但这并非他最好的作品。应该说，《野马滩》、《爷爷，孙子，海》、《黑戈壁》、《贵妇人》、《洗个不停》等等更能显示他的艺术功力。他的作品有一种近乎天生的酷厉而苍凉的美。九十年代以来，他沉寂了很久，他的形象也在我的记忆里日渐淡远。当看到《告别夹边沟》系列发表，杨显惠重现江湖，我不禁为之一震，顿有风雨故人来的欣慰。
这部统称《告别夹边沟》的系列小说真的就这么重要，这么精湛，这么有价值吗?是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夹边沟”在哪里？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原来，夹边沟是甘肃酒泉一个曾羁押右派犯人的劳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这里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0年12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紧急遗返劳教人员，然此时的幸存者已不到一半矣。毫无疑问，这里曾经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苦难、饥饿和死亡。正如杨显惠所说，夹边沟事件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但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不多了，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三缄其口，当年事件的某些制造者却有意把它封存起来。作者将调查得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长眠在荒漠和戈壁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这大约就是这个系列小说得以产生的“本事”和来源。
为了写好这本书，作者每年数次往返于天津和甘肃之间，耗去了整整五年时光。他居然不可思议的、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到了近百个当事人。采访老人是需要特别的耐心的；作者还须查阅大量资料和进行实地考察。这一切基本都是在自费的情况下进行的。可以想见，要完成这样一次漫长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可言的写作，需要具备怎样顽强的意志和持久的韧性啊。这必然是怀抱着良知和信念的写作，这必然是怀抱着深刻揭示历史之谜和人性之谜的激情写作。真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然而，我们且不可忘记，《告别夹边沟》虽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础，但它们毕竟是艺术品，是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由于事件本身长期的隐蔽性和一朝揭开真相带来的震惊，由于素材来源的特殊性和特定性，这部以夹边沟事件为原型的作品很难不采取纪实小说的方式，它甚至也无法摆脱采访体和转述体等等新闻手法的运用。应该承认，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有一半来自基本事实的惊人，但是，倘若没有作家主体的创造性重构，也绝不可能拥有现在这样强烈的震撼力。就创作者一面而言，只能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这决不意味着作者只能扮演旁观者、实录者和书记官的角色，作品只能提供一种调查报告式的东西，其意义只能局限于事件本身的表层时空。
事实上，《告别夹边沟》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它完成了一种超越和提升：它在高度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许许多多饥饿与死亡的惨烈场景的刻骨描绘，通过对众多受难者命运的来龙去脉的深沉揭示，尤其是通过对他们在绝境中人性常态与变态的出色状绘，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和罕见的概括力，不但表现事实本身的骇人听闻性，而且表现这一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说它有超越性，是因为夹边沟虽属荒漠绝塞的禁地，但在作者笔下，它与整个社会的神经还是息息相通的，它的教训是全社会的，只是更极端而已；说它有所提升，是因为发生在夹边沟的惨剧，无疑是极左政治路线的产物，但在作者笔下，突出的是精神化、人性化的悲剧。在纪实外衣之下，作者完成了由外化到内化，由事件到心灵化的位移，而这是更具有人性内涵和文学意味的。
我觉得，夹边沟记事之不同于某些同类型的反思作品，它迟至新世纪之初才公诸于世却不觉其过时，反倒有种振聋发聩的新鲜感，首先因为它的高度的真实性——不仅是人物、环境、事件的真实，更是心灵的甚至潜意识的真实。前此的某些作品，总叫人觉得经过作者的处理与调和，使严酷的历史变味了，或美化了，或钝化了，总之是变得“好接受了”，尽管作者也在大声疾呼，但总觉隐去了一些什么。《告别夹边沟》不是这样，它有一种中国史家传统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从它发表后的一些反应，不难看出其力度。多位死难者家属告诉作家，虽然他们身处偏远的西部，还是发现了《上海文学》、《小说界》上的文章，他们一页页地读，一页页地哭，将文章收集起来，清明节上坟时焚化以告慰冤魂。从夹边沟九死一生逃出来的八十二岁的裴天宇老人说，他的一位在大学里当教授的学生给他寄来了四本《上海文学》，他用了半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没有充分的真实性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效力的。
《告别夹边沟》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对生命的珍重，对人的权利和尊严受到深重伤害的深层次表现——主要不是从政治的层面，而是从文化和人性的层面。作者笔下的人是复杂的，兼具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的丰富的人。比如《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女人，本是善良柔弱的城市女性，除了对丈夫的一腔忠贞，她完全不明白这场横祸是怎么来的，更想不到丈夫竟像蝼蚁一样说饿死即饿死了，死后抛尸荒野无人收。她带来的食物分给诸难友时的争抢场面令人震悚。她越是表现出都市人的羞怯和娇弱，越是显现出非政治化的弱者情愫，上海越是在地域文化上与荒凉的夹边沟形成强烈反差，她几千里寻夫、哭夫、直至坚持背回丈夫遗骨的行为就越是让人肃然起敬，作品悲剧性的控诉力量也就越强。小说的结尾很妙，多年后，小说的叙述人出差到了上海，欲寻觅这位上海女人终又放弃了寻找，上海女人遂从作品中彻底逝去，给读者一个怅惘的遐想空间，可谓余味无穷。事实上，《逃亡》、《饱食一顿》、《贼骨头》、《夹农》、《李祥年的爱情故事》等等，哪一篇不是催人泪下之作?
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感到，杨显惠的叙述具有一种魔力，能紧紧地抓住读者，语言似有粘性，在素朴、简洁的语句里，往往深藏着一种扣人心弦的力量，一种富于感伤情调的倾诉。这貌似无技巧的技巧，决非一日之功。在人称、转述以及故事的结构上，他都是很讲究的，而他的叙述的最闪光之点则在于随处可见的精湛的细节，它们全来自生活，并赋予作品深远的意蕴。
我知道，作者笔下这些惨烈的故事，与当下的时尚大相径庭，与酷哥辣妹们的轻歌曼舞也很不协调，是一些让健忘者不愿提起，也听不进去的故事。然而，它们与今天的生活真的没有一点精神联系了吗?极左政治对人的蔑视与金钱拜物教对人的蔑视之间就找不到一点相通之处了吗?历史和艺术都不能忘记昨天，因为，关注昨天就是关注今天，关注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告别央边沟》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