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一代知识分子定命性厄运
作者：何满子
说他的生存逻辑应属于职业革命家，他的生涯也可以验证。当他作为职业革命家，从事革命的武装斗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辗转于大江南北，亲冒锋镝，历经艰险而发展顺遂，擢升至军级岗位，可见当职业革命家合于他的生存逻辑。当他转入文学领域，则先是国民党政权将他投入监狱，以后是自己亲自参与建立的政权摧折他，终于在“文革”中惨死。不仅肉体上如此，在精神上，想捍卫一点内心自由的创作活动也左支右绌，在执着文学规律和屈从文学以外的规律之间艰辛挣扎，耗竭了他的才华。这或许是比人身折磨更难堪的人格折磨，更显示了悲剧的沉重性。
个中的原委只要看一下女儿彭小莲在《彭柏山文选》的后记中的一段话，人们便能约略领会：
……作为作家，他首先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价值，然后他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去阅读。所以在最初动笔写《战争与人民》的时候，他着力在刻画人物上。大姐彭小钧说：“当初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爸爸真是节约，他把用过的稿纸给我，让我在背面打草稿。我做题目的时候，做着做着就忍不住翻过纸头在那里看起他的小说来了。我觉得他比我们买的小说好看，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里面写了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最后这个人做了叛徒。我难过极了，我去问爸爸，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会变成叛徒的?爸爸说：‘我就是想写那种复杂的人性。你现在还小，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理解。……’后来，爸爸就是把自己最满意的这一稿交给了周扬，他们把稿子退回来了。说爸爸的作品没有歌颂毛主席的伟大军事路线，却在那里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能发表。后来，你知道的，爸爸一直在那里修改，书里那些好的细节和人物都被他自己删除了。”
彭小莲在《后记》开头说，她爸爸在干着一直写又一直烧毁自己作品的残酷游戏，而把这一企图捍卫一点内心自由的挣扎复挣扎归结为“爸爸是在一个非常恶劣的时代和环境里走完了他自己的一生”。这话有点以偏概全，对渴望思想自由的人当然可以如此说，但对那些以文学为工具或玩具的人来说，这时代环境并不恶劣，他们正春风得意，得其所哉呢!
彭柏山正蹉跌在他对革命(的长远利益，意味着理性和正义)和对文学(的庄严性，意味着思想自由)的忠诚上。他的悲剧具有时代特征，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
在当前乱糟糟的文化环境中，正如彭小莲所诉说的，出版《彭柏山文选》很不容易。《文选》包括中国最早(没有前例的首创)描写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生活的小说《崖边》系列到晚年数易其稿、辛辛苦苦(我几乎想说“窝窝囊囊”)写成的《战争与人民》(节选)；大都写于抗战时期的散文，以致胡风和致夫人朱微明为主的书信选；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长时期和六十年代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期写下的文学评论，名著赏析。卷末辑有胡风、朱微明的追念文字，可供了解其生平。全书基本上笼罩了彭柏山文学生涯的全景观。彭柏山的生前战友叶飞将军作序，称“彭柏山同志的一生就是一首悲壮的诗”。
那么，《彭柏山文选》就是表述这首“悲壮的诗”的音义符码了。从叶飞将军的评价里，是否可以听出重其人更甚于重其文的意思来呢?但我总认为，与其重视《彭柏山文选》的文学价值，无宁更该重视它的历史价值，即从它里面获取点历史的启示。在中国二十世纪有所追求的知识分子中，彭柏山曲折艰难的(我又想说“窝囊的”)人生历程，不仅如毛泽东所说可作“解剖麻雀”之用，而且还有典型或样板意义。他身历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苏区斗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和国的建立以及继起的历次运动，无役不预。这样有全天候经历的文学家，我想不出第二个。中国最早的一批被鲁迅称为脚踏两只船，即一脚踏在文学船、另一只脚踏在革命船上的两栖作家，没有一个曾参加土地革命的履历。曾经有过这种经历的如瞿秋白，没有活到抗战军兴，更休谈“文革”；如冯雪峰，他是在长征途中进入红军的，其时土地革命已经过去。唯有彭柏山才是存活到“文革”而参加过苏区实际斗争的作家。他的成名作《崖边》是中国第一篇以苏区斗争为生活基础的作品，他的这一经历无人能与之夺席。他以军功擢升至军级干部的地位，是胜利的人城者，又最早在重要岗位上被打人异类，这在文学家中也是第一人。这种种，都使他在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陷落中具有特殊的位置，一代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厄运聚焦在他身上。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彭柏山的人生历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代表的心灵历程。
青年的彭柏山为了反抗现实，变革现实，成为职业革命家，这一叛逆行为无疑是因为反对奴役和禁锢而追求自由。因为在湘鄂两边区发现情况与他的追求相左，为求变革它而到了上海；在上海的闯荡中发现可以从文学的道路追求自由，于是投身文学。追求思想自由的文学家即是对现实天然地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何况他还有职业革命家的身份，绝对不能为国民党政权所容忍，于是他被投入监狱，在囹圄中捍卫内心的自由。战争降临了，求民族生存和人民自由的知识分子当然义无返顾地投入其中，彭柏山于是成了为自由而战的战士。战后，彭柏山的文学家和职业革命家的两重身分向前一侧倾斜，由于他进入文学的那点因缘，即使他和胡风的交往是那么谨慎，那么小心翼翼，如彭小莲在《后记》中所说，他写给胡风的信“都写得非常‘有原则’，‘有党性”’(这在《文选》的书信部分可以印证)，也仍为权力所不容。这因为，不但奴役和禁锢文学必须扫除一切“舆论一律”的障碍，必须地毯式地查究到他；也不但因为，虽然彭柏山身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要职，但不属于当时的文学权力中心的那个团伙，追究起三十年代和鲁迅的渊源来还是那个团伙的异己；更在于，彭柏山的“文人习气”，也即是从事文学必须坚持思想自由这一点，是为权力者所察觉的。他后来写《战争与人民》所表现的心灵挣扎，并未放弃自由思想的执着，证明权力者对他的疑惑没有错。这一切就铸成了一个不屈从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命该如此的沉沦。
一个立有汗马功劳且被其军职所承认的作家，只因为不是文学权力中心的伙伴，只因为他和坚持独立思考的早年的朋友有点瓜葛，只因为他也捍卫着内心的自由，便遭到如此的厄运，那么，其余的精英们，那些以后有点主见又要讲出来的知识分子，就难怪要被一批批地“扩大化”和“横扫”掉了。一个世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陷落就是从彭柏山也株连于其中的那事件开始的；而彭柏山的被牵人则是表明对他那样的官员也决不手软。鲁迅早已说过：“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代知识分子的暗哑就属于“文艺与政治歧途”这一机制。
彭柏山的被株连充分表明了权力对“要想，要开口”的禁锢问题上是特别讲究“认真”二字的。对这点我有极其深刻的印象。1955年我也被株连入狱，一次在提审时，审讯员特别强调说：“对反革命是绝不留情的，连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都要关起来，你想想就是!”提到彭柏山时，他翘起了大拇指，表示他的地位的非凡，可见彭柏山是被举为整肃中的一个典型的。正像审讯员们不断唱着那句有名的语录：“检讨就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的主人公舒芜之成为另一种类的典型一样。
这里，整肃彭柏山就能对全体知识分子起一种震慑作用，这大概就是经过检查，彭柏山除了早年和胡风的交往外，别无新的干系之后，为了要维持这一震慑作用，仍然要使他处于难堪境地，不断放逐流徙以至于惨死而后已的缘故吧。
由于这些原因，彭柏山的人生历程，便有观照中国整体知识分子沉沦命运的标本意义；《彭柏山文选》也便有考察这千命运的历史价值。尽管这个命运的历史图景在他的作品并不表露得显豁，或者他为了“原则”和“党性”故意不愿表露，但关心中国历史、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人，必将正视和察觉《文选》不曾表露或表露得不显豁的言外之意，而对文学的审美方面的价值的关注倒反而是次要的了。说实话，彭柏山的文学才能，已在压抑和挣扎中消蚀得所余无几。这也许是悲剧中的悲剧，而这种悲剧也有其代表性。所有曾有成就或有创作潜力的作家，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都逃不脱才力枯竭的命运。对此，也只能对历史兴起无可奈何的长叹。
2003年3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