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关于文人之死
作者：李国文
趁这部书在台湾出版的机会，关于文人之死，写上几句话，以为序。
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死了，也就了了。但对生者而言，便有着不同的盖棺论定。司马迁早就说过，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轻如鸿毛。但这个评价，有时也很说不准的。时间推移，历史沉淀，会使当时比泰山重的死者，后来变得比鸿毛还轻；反过来，死时比鸿毛还轻，经过数朝数代以后，又变得比泰山还重了。因此，对旧时称之为“土”，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曰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也就免得一会儿泰山，一会儿鸿毛，来回折腾，缠夹不清的麻烦了。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从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们，以坚忍不拔前仆后继的意志，继往开来，以历经厄难矢志不坠的精神，发扬光大的话；没有他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权杖的民众，联合起来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的统治下，还能够坚守文明，珍惜传统，存灭继绝，薪火相传的话，恐怕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腓尼基，两河文明，乃至玛亚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成为绝响了。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架，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没的中国文人，无论其为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能够被人记住，载入史册；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亲师”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烛纸马的供奉，顶礼膜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文人尽管在理论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佛龛里，神气十足，可在这块国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当一回事的。千万不要以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拥有优先权，因此，切切牢记这一条，谁要缺乏这最起码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对统治者来讲，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盘，装装门面用得着，唱唱赞歌用得着，可到了开饭时间，那张桌子上肯定不会有你的座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义，最讲求现实精神的民族。数千年来，无论神州怎样天翻地覆，而不致陆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这种物竞天择的大环境中，中国人为求得生存而养成绝对自我，独善其身，而罔顾其它的个人至上主义，因而生存能力特别强大。在这些讲求实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属于精神层面的虚荣，不影响谁的实际所得，自然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国文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加冕一个“百代素王”的盛名，历代帝王专门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义的崇敬，说穿了，这与《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番号，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给后来的圣人之徒，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的阁下?
这就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目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从来面临命悬一丝的华盖运，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订得太高，那只徒增烦恼，弄不好还要付出代价。鲁迅感慨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虽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盖子一样压住，一生过着无可奈何的日子。
碰头，倒也无大碍，如果只是鼓个包，抹点碘酒，也就消肿化瘀了，可头碰掉了，什么接骨药也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汨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有史以来的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好像就是从这里掀开第一页的。
于是，除了统治者的文字狱，消灭不少文人外，跳不出自设的心狱，也自相残杀了不少文人。这心狱，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是他同行，这恐怕是大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来由。
休看那些大师、中师、小师们，如何自视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何标榜淡泊，“道不行，乘桴飘于海”。但灵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统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叨末座，也是屁颠屁颠，鞋都来不及穿，马上报到的。我就看到一些当代文人，对于权贵，横眉者少，俯首者多；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虽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状，作不屑状，作“富贵于我如浮云”状，说白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冲击，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没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腾，很多文人就这样结果了自己。
而由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相敌对，相戕害的后果，就更可怕。正如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一》里那则故事，“一日，酒纠宣觞政，约各言所畏。”席间有老狐，自然也得回答。“……最后问狐何畏，则曰：‘吾畏狐。’众哗笑曰：‘人畏狐可也，君为同类，何所畏?’狐晒曰：‘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职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鸡鹜；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间内应，亦必以同类，非其同类，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 ’……”狐尚畏狐，文人怎能不被同行背后插进的刀子，一命呜呼呢?
知识分子这种自伤和他戕，有的时候胜过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杀戮。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天性如此耳。从穿开裆裤的年纪，拜完至圣先师，塾师开蒙，开宗明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开始编织的这个“学而优则仕”的玫瑰色美梦。因之，对于权势的亲和力，对于官衙的趋附力、对于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时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辈子就幻想着状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这种原动力，驱使着中国文人，要挤进这个台面上去，要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两说着；得到了，能不能长久地据为已有，也得两说着；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尝不想得到，鹿死谁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两说着；这一位为得到敢使出浑身解数，那一位为得到便无所不用其极，胜负未卜，难分难解，不两说着焉有他哉……，于是乎，斯文扫地，恶性循环，凭借外力，屠灭同类，非善终的文人名单，便愈来愈长。
回过头去考量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他们对统治者压迫的生命抗争，击节赞赏，可圈可点，但他们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雠，则又十分地可哀可叹，不胜唏嘘。也许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产生了文人之死的写作初衷。历史是河，谁也不可能重复跨越同一条河，然而，历史的教训，却可以令后人镜鉴。难道活着的后来人，不可以从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吗?
(二)
四月份，我到广州去，领取《南方都市报》给予我的散文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奖项。
随后，收到该报余少镭先生的一封信。“李老师：您好!我是《南方都市报》副刊编辑，因最近比较忙，没看您的书之前不敢乱发问，所以拖到现在才把这个采访提纲拟出来。您看一下，如有什么地方问得不妥，您多指教。我们整版文字大概需要四千五左右，下周见报，能否麻烦您在周六晚上把您的回答给我，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咱们也有时间商量。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下面，就是他的提问，和我的回答：
问：您在发表获奖致词的时候，曾提到家人劝您不要在这个“非典型时间”到广州来，可后来您还是决定带着四个口罩来了，您提到这个奖项在您心中的分量。您还说到您获得这种由媒体颁发的文学奖，还是生平第一次。您认为，由媒体主办的文学奖，对文坛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答：人到老年，一切就应该看得淡了。正如一年有四季的分别，人的一生，也是有着季节变化的。对我来讲，春天已是遥远的记忆，夏天和秋天也成为过客，到了冬天的人，就要好好理解《千字文》中，那“秋收冬藏”的“藏”字涵意所在了。这就意味着：退出闹市，离开喧哗，回避镜头，减少接触。于是，一杯清茶，半盏浊酒，闭门读书，信笔涂鸦，便是我这几年来的基本生活状态。然而，我还是到广州来领奖了。正如你所说，我看重的是，我第一次领到了由媒体而不是文学圈主办的文学奖。
我认为，文学奖走出象牙之塔，对于作品的评断，对于作家的评断，由拥有更多受众的媒体来做这本是专门家的事情，是中国文学生活中一个崭新的事物，是应该得到喝彩，并给予支持的事物。我从来主张文学，应该发生各式各样的变化，只有变，文学才会有生气，有活力。“问渠何得清如许?只缘源头活水来”，一变则活，不变则死。评奖也是到了应该有所变化的时候了。二十多年来，举办过许多文学评奖，基本上都是在圈子内进行的，这一次，走到了圈子外边来，我想我不应该缺席。
“非典”是会过去的，但这次媒体主办文学奖的意义，却会长远发生影响。
问：您一直是写小说的，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了?《从严嵩到海瑞》是不是您的第一篇历史散文?现在您的创作重点在小说还是散文?能透露一些创作计划吗?
答：我在文体的变换上，不主张从一而终，更不主张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不拘泥一格，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难为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过去一直写小说的时候，也写过散文，这些年，散文写得多些，小说确实写得少了。因为现在写好小说的人，和写坏小说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如过江之鲫。我既不能与写好小说的人比美，也不愿与写坏小说的人为伍，就只好写散文为稻粱谋了。
好在当代散文家们不怎么爱读文言文的古籍，我就得以钻故纸堆，拾遗补缺，作文自娱了。
问：在当代文坛上，“历史大散文”曾经流行一时，可过了一段时间后，读者除了对几个大而无当的标题和几句煽情的语句还有点印象之外，对那些书里写什么几乎都忘了。请问您怎么看待那些“历史大散文”?(我是指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散文)
答：一位讲究口腹享受的人，到菜市场去买猪肉，他会注意到前腿和后腿的区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我，只能分得清猪肉和牛肉，属于爱吃但对食物不甚考究的吃客。也许这样的租疏的饮食习惯，决定了我的文学胃口，对于文学的分类，也甚不精到。譬如在散文这个名目下，还要再细分若干品类，我就把它当作专门家的事情，通常就不会那么关切的。若是有谁出个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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