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一面之交”的记忆
作者：张 扬
从全文看来，作者与刘绍棠交往几十年，感情很不一般；对刘绍棠的介绍和评价，看得出也都是有根据、有道理的。相形之下，我跟刘绍棠的关系就太浅了，一共只见过一面。然而那“一面之交”，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因《第二次握手》在“文革”期间的手抄本流传而身陷文字狱，内定死刑，关押了四年。1979年1月平反后即突发重病，几天后带病到了北京，病情急剧加重，住进北京结核病医院(其址即今安贞医院)，列为“特护”。医生透露：张扬活不了多久。然而，我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病人膏肓”，仍在挣扎，奋斗。因念及读者急于看到此书，我带着重病于2月份开始，靠在病床上用一块五夹板当桌子修改全稿。大约是2月下旬或3月初，团中央在崇文门饭店召开一个青年作者、作家座谈会，《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请我也去。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医院，也是出狱以来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因交通堵塞，车抵崇文门饭店时，座谈会已经开始。我本是湖南浏阳的知青，在北京举目无亲，与文坛更是毫无关系。进入会议室时，但见人头济济，除《中国青年报》女记者顾志成外没有一个相识的人(后来才看见还有一位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主任王维玲)；自然，也就几乎没有人跟我打招呼。当时条件较差，会议室里都是简陋的折叠椅，会议桌近乎乒乓球台，几十把折叠椅绕着那张“乒乓球台”摆了两圈。顾志成为我找了一把这种椅子，在靠墙的后排，我穿过人群，在椅子上坐下。我听了一两个发言，便在大腿上摊开八开大稿纸，开始埋头改稿。因为在干自己的，所以尽管发言热烈，我却没听见都说了些什么。
中午休息。餐前，大家热热闹闹相互交谈。我没有熟人，因此除王维玲、顾志成外，没跟谁对话。惟一的例外是青年作家王亚平，他热情地跟我说，他是在部队当保卫干部时从搜缴的手抄本中看到《握手》的。那时风气简朴，吃饭时每人一碗饭(吃完了可添)，一碗汤，一只盘子，盘上有几样菜，没有酒和饮料。我那一桌有十来个人，我右首是王蒙，王蒙的右首是刘绍棠；我的左前方是顾志成。顾大姐指点给我的一些名人之中，我只记得这两位。席上难免随意交谈。我对王蒙说：“我读你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才十三岁。这部作品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影响。”
我说的是实话。我十三岁时是1957年，正读初中，赶上“反右派斗争”前后。当时有几部中篇小说给我印象较深，但谈得上对我的人生观造成很大影响的，却只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王蒙答道：“那时我也很年轻，这部作品还很不成熟。”
王蒙的右首是刘绍棠。就是说，刘与我之间隔着王蒙。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身躯胖鼓鼓的，架着近视镜的脸上没有表情。刘绍棠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但我没有看过他的任何作品，因此不知道该跟他谈什么。通常，读者总是对自己看过其作品的作家更感兴趣的。于是，没主动跟他说话。不料，刘绍棠倒主动对我说话了。他正在埋头吃喝，看得出胃口很好；见我与王蒙结束了简短对话，他从碗碟中抬起头来，并不正眼瞅我，从鼻孔中哼道：“你那书……”
他指的是《握手》。那不是“书”，在我手中时是手稿，流传出去之后就成了“手抄本”，但很多人喜欢随口称之为“书”。它作为长篇小说正式出版，是5个月后的1979年7月。
“是我儿子从社会上带回来给我看的……”刘绍棠说，仍然带着鼻音，而且仍然并不瞅我，“我一看，哼，什么玩艺呀，竺可桢都出来了!我看到第五章就看不下去了。”
我望着他。
“哼，”他带着鼻音，摇摇头，脸上有了一点表情，显得忿忿不平，“想不到你也平反了!”
接着，他又埋头吃喝，稀里呼噜，似乎并未因为情绪而影响胃口。
他的意思明白无误：他认为《握手》及其作者不该平反。我不理解，他的“右派”可以改正，我的“反革命”为什么就不该平反?他只看到“第五章”，看到“竺可桢”出场，可至此的全部内容，也都谈不上“反革命”呀!就我而言，不平反就意味着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被处死，或瘐死狱中。我颇感意外。因为，我与他素昧平生，他这样说已经超出了最起码的情理……刘绍棠确实真诚，没有半点虚伪，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原来真不知道“著名作家”是可以这样说话的。
大家都听见了刘绍棠的话，气氛很不和谐，甚至有点紧张。一些人深埋了头吃喝，都不说话。我刚想说什么，忽然瞥见顾志成大姐正一面轻轻地敲盘子，一面朝我使眼色，摇头。那意思是：别跟他计较!
我深深吁一口气，终于缄口不语。餐后，我回医院去了。
但我没有忘记此事。它引我深思。从这么一个人一句话上，尚未踏人文坛而又非踏入文坛不可(监狱生涯严重摧残了我的身体，使我不可能再从事其他职业)的我，觉察出所谓“文人”和“文坛”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圈子”里弥漫着、充斥着一种什么气氛。我从此提高了警惕，注意保持正常心态，特别是独立人格。后来虽在文联、作协工作了二十多年，却始终不人“圈子”，不为许多诱人的东西所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多多少少应该感谢刘绍棠。
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吧，有人告诉我，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曾并称青年作家中的四只“黑天鹅”。1957年，他们全被打成了右派。改正后，王、邓、从都调到中国作协，当上了副主席、党组成员或书记处书记等，只有刘绍棠仍留在北京市；刘的心态变化即从此开始，与王、邓、从的关系也从此冷淡——我不知道事情是否真的如此，再往后，大约是1986年底的那次作代会上吧，刘绍棠总算被安排了个“中国作协副主席”。我又想，1979年2月北京崇文门饭店那个会上，也可能因为我对王蒙的当面“吹捧”刺激了刘绍棠，从而使他表现得那么怪异吧。
那“一面之交”后我没有再见到过刘绍棠。但他毕竟是大名人，关于他的报道时时能见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恰逢批判什么什么的时候，刘绍棠“急流勇进”，挺身而出，发表高见，说反右派斗争是“母亲在儿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儿子能怨恨母亲吗’’云云。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我已13岁，我记得当时“上面”的调子里从来没有“母亲”的感情和口气，绝对是把“右派”定性为“敌人’’和“反革命”的；以后二十多年中千千万万“右派”的悲惨命运，其中很多人被残害致死，都证实了这一点。刘绍棠是当过“右派”的。他应该记得当年是被打“屁股”还是被抽耳光。然而“母亲打儿子屁股论”却迎合了某些人的需要，被捧为“经典说法”，风行多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文摘报》上看到一篇《》，j绍棠妙语服人》，说的是他在天津师范学院作报告，一位女学生问他为什么不赞成写阴暗面。他答：“你很漂亮。但一段时间你脸上长了个疮，你会专门将这个疮拍成照片，说这就是你的形象吗?”于是，“妙语服人”，全场鼓掌云云。
我当时正在一家肿瘤医院当副院长。我想：此语大不妙也，假如那个：疮”长在病人脸上，流脓淌水，被怀疑是恶性肿瘤，那就必须“将这个疮拍成照片”，还远不止拍一张，而是拍若干张，用各种手段拍，x线呀，CT呀，核磁共振呀，同位素呀，而且不拍外观，专门往纵深拍，像切罗卜片般拍!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以来，文坛政坛有过多次风波，批这个批那个的。郑秉谦文章所谓的“偶而也见他在报刊上表态，臧否人物”，就是指这种场合；“右派”出身的刘绍棠不失时机地出面说话，抨击“右派”，真是“难能可贵”。他的言行并非“偶而”，也不“笨拙”，更非“说的不是自己的话”——刘绍棠是极有个性的人。在他认为别人不该平反时，在他“妙语服人”时，那会是别人的话吗?不过，话说回来，真要“不是自己的话”，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用自己的嘴充当别人的传声筒，那就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