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平庸的写作和平庸的快乐
作者：陈世旭
我有一次走出办公室，路上遇见一个同事，他已经吃过饭去赴牌局，见我这么晚才回家，他凑近我的脸，仔细审视一番，语重心长说：
“兄弟，千万想开些。”
回家照镜子，并不见人比黄花瘦。于是问老婆，回答是：做梦吧!想想平日穿脱，从没有觉得怎样的衣带渐宽，果真能为什么消得人憔悴倒是一种保健了。不由一笑：同事的那份关切，显然是想当然的结果。
有的朋友对我颇觉不解：那些平庸的写作当宣传品嫌沉闷，领导部门难以表彰；上市场又肯定没有发行量，读者也不认账；就是在行业里，也上不了排行榜、进不了若干强，评家不评、选家不选、出版社不出。有什么写头呢?好心者在背后的议论中不免为我叹息。似乎是一个好端端的人硬给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念头毁了，失了常，病疴其深。
我对自己的写作状态再清醒不过，属于一壶水烧出了一点响动却永远不开的那种。我给自己的一本书写的序描述为“论质则野，论文则史；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也不成，低也不就；爹也不亲，娘也不疼；满纸庸言，四面尴尬”。自以为很准确。文坛上许多风光的事，比如采风、笔会、出国、评奖、进名人主编的丛书和名人主持的评介专栏，等等，都不是我可以企及的。偶尔被想起也是凑数而已。所以我从不作指望。让人关照上了，受宠若惊，欣欣然；没人关照，也心安理得，安分自在。对我来说，写作是生活的一种必须的方式，是活着的一个必要证据，是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只要还有一家刊物约稿，只要我还能写字，我大约就会一直写下去。至于有没有人看，看了说好说歹，我只能是被动和无奈的，也就懒得操心了。我写着，我活着，这个事实就足够愉快了。像我这样无所用心又无所作为的写作，就是要想弄到形容枯槁，气血两亏，弄出个植物性神经紊乱之类的文明病，也是谈何容易!
这样的日子也许的确有些苍白，但我很固执地觉得苍白也有苍白的好处：很小的一点感动，就能使我得到很大的一种满足。比如，好久之后总算收到一笔稿费，我就会想，在屋子里呆得也许太久了，应该出去走走，到乡下找个老朋友尽兴喝一次酒。指望那点银子买房买车是妄想，但喝酒是绰绰有余的。为此往往兴奋好些日子。
对我来说，如果写作还有什么功利，也就不过如此了。这也许很卑微，很渺小，但芸芸众生并不是人人都伟大得起来的，人人都伟大了，社会也难以负担。各安其分吧。
一个人只要对自己不抱太大的期望，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失望。我之所以专注于写作，并非因为那是穷途末路的惟一选择，更于令人起敬的悲壮献身搭不上边。我写作的全部动力只在于我在其中找到了一种乐子。我从那乐子里得到的快感跟从儿戏中得到的快感毫无两样。从小我喜欢过画画，后来又喜欢过树根，石头，雕塑，书法，虽然都不成样子，但我乐此不疲。我之所以喜欢，是因为我由此似乎回到了单纯痴迷的童年。
写作快乐的内在丰富性比所有那些外在的东西更为直接。一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凭借直接和间接的经验重新创造一个合乎自己愿望的世界；二是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臧否是非，惩恶扬善，一切可以由自己说了算；三是在那些白日梦中自己的一切欲望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满足，几近于自慰；四是文字组织本身由混乱到清晰、由繁杂到简洁，乃至莫名其妙跑出来的一句自以为得意的话表现出来的某种程度的小聪明，可以充分满足自恋的要求。
沾上电脑之后，我更是如拥美人。对于电脑我从极端排斥到极端着迷，只用了一个上午，用电脑进行文字处理的干净和整洁极大地满足了我的洁癖；电邮和查资料的快捷正适应了我的凡事全无耐心。
近年来恐惧电脑的种种呼吁越来越甚。其实，对文字的迷恋跟对电脑的迷恋，其快感机制完全是一样的。只不过文字组织或许更多些创造的主动性和更富于情感，因而卫生和健康得多。所以有人以为是受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深入其中而已。
自然，常年关在屋子里表面上看来的确是孤单了些。但少了热闹也会少了纷争，刁<必说假话难为自己，也不必说真话惹恼别人；多了寂寞也多了清静，不必看人脸色，也不必让人觉得没趣。我因此特别喜欢独自呆在办公室，能躲掉的会议和活动一律躲掉。尤其下班和休息日人去楼空之后，一面静悄悄地爬格子，一面体会“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鲁迅《怎么写》)的惬意。
这样的快乐其实；不足为外人道，道了也没人信。不久前，一个香港艺人跳楼自戕，一位善良朋友受了触动，特地在电话里反复规劝我“出来散散心”，他的口气，似乎认定我患了抑郁症，有自闭倾向，我越解释，他越觉得我偏执。我只好缄口，随他长吁短叹了。
也因此想起两个著名古人的一场抬杠：
一个说水里的鱼很快乐。一个说你不是鱼，怎么晓得鱼快乐。于是说鱼快乐的那位说：你不是我，怎么晓得我不晓得鱼快乐。
如此抬杠，有点像绕口令。
还是农民的话实在：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晓得。
写作的快乐还远不只上面说的那些。除了自己的体会之外，往往会有人主动提供快乐，而且完全出于义务。
自动对号入座，就是这义务的一种。
前述闭门写作的乐趣，并不等于说闭了门就绝无风险。人不出门，不等于就不会有人打上门来。要不就不会有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俗话。
惹祸的便是那些发表出来的文字。
对号入座是一个既古老又永远新鲜的话题。对号入座的人不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上至威风八面的达官贵人，中至饱读诗书的雅士名流，下至初通文墨的引车卖浆者流，都不知则罢，一旦得知并对上了号，就绝少有肯轻易善罢甘休的。几乎成为一种时代传承的风习。这风习并没有因为时世的推移、社会的变迁有所弱化，反而因为传媒的发达，信息传递的广泛和深入，而扩大了范围；因为欲望膨胀而更加凸现出来的生存竞争的激烈，面临巨大压力的心理变得格外紧张、敏感和脆弱，而加强了反应的强度和深度。
鲁迅曾经用再明白不过的话反复讲过他对小说和生活原型关系的看法。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里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又特地强调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到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可以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深受对号入座者困扰的鲁迅所说的这些，除了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之外，我总觉得也多少包含了为自己辩诬的意思在里面。即使如此，鲁迅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摆脱正人君子们的围攻。临近生命的尽头，还怀了那样令人心痛的忧愤而不得稍有解脱。然而，倘若他活到今天，他恐怕会因为那情形的更甚而气得连那些辩诬的话也说不出来，干干脆脆就只有真的“无言”，“连眼睛也不转过去”。
写一个人物，以为“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就会没事，现在看来，有些乐观了。而今的情形是，说不定浙江、北京、山西的人会一起跳起来兴师问罪。甚至与浙、京、晋毫无干系的湘、鄂、赣或陕、甘、宁也会有义士奋起。写了电灯泡，先前只有瘌痢头会大光其火，而今连只是开始脱发远未及秃顶的人也会不依不饶。尽管有的完全是自作多情，有的不过是想借机露脸，但个个从不同的角度，或义正词严地声讨，或痛心疾首地呼吁，最等而下之则是穷凶极恶地撒赖发泼，上至中央，下至基层，把造谣诬蔑的告状信发得如同漫天飞雪。气势汹汹，非要将肇事者生吞活剥了不可。
所幸的是，不管实际情况怎样，而今社会总是以法制为尚，到底不是“文革”年间。肇事者如果确实是为了发泄私怨，借文学进行人身攻击，自然该负法律责任。若是真正怀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想要对社会和历史负责，指出生活中的假、恶、丑，以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以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愈益健康，就断不至于胸前挂起“黑帮”大牌，头上带起“恶攻”高帽被押上历史审判台。而所有那些对号入座者的咬牙切齿和拳打脚踢都不免成为一种徒劳，顶多有那么一点浅浅的滑稽——连幽默也够不上。
从这一点上看，时代显然是进步了。因此，有一年，一家出版社约写金圣叹式的“不亦快哉”，我能够在自己写的《二十八不亦快哉》中写上这样一条：“无意文字令有心对号入座者暴跳如雷，深恶痛绝，不亦快哉!”
这是今天的作家比鲁迅幸福的所在，即使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根本不可以相提并论。
我为此感谢这时代。
嫉妒，是那义务的又一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起出道并且当时颇看好的同行，而今许多早已风流云散。其中完全改行的不必说了，就是靠写官员访谈，为名人立传，做企业形象包装中介而获得政治上发达、经济上发财的也大有人在。
很多年来，大家各忙各的事，再无往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偶尔相遇，已成路人。对所有与时俱进的先前的同行我只能是一面不胜羡慕，一面自愧弗如。像我这样良不良莠不莠地龟缩一隅，应该早被春风得意的时代骄子们遗忘。做梦也想不到还会有幸被他们在背后时常提起，并且那提起还不是怜悯，而是酸溜溜的嫉妒。
这使我大觉意外。意外之余，便有了对嫉妒者的同情——这也许有些可笑，也由此悟到一些写作上的道理。
写作原是一种命运。有些人天生就是为写作来到这个世界的，中间因为种种考量另择了他途，心里那根筋却始终别不过去，以至于身心分离，无论写作之外的怎样的发达和发财，都难以使二者平衡。终至成为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
非议一个没有像样成绩却还可笑地自得其乐的人，也许可以使心里那点难言的痛楚暂时得到一点缓解，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相反，嫉妒的怒火只能烧伤嫉妒者自己。彻底的办法似乎．是从繁华世事中及早抽身，回到原始的出发点。但已经从写作之外获得和只要持续发展还会获得的一切岂是那么容易放弃的?如果真是那么容易放弃，当初又何必那么义无反顾地追求?
拿得起放得下的大智大勇肯定有，但我见到的不多。较多的情形倒是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焦虑里煎熬，其中煎熬得特别苦的便不免失态而怨天尤人。真是苦海无边。
我因此而庆幸自己在各样诱惑面前总算保持住了当时未必那么坚定的清醒。日子过得也许有些寂寞，有些平淡，有些清寒，但也有难得的安静，难得的轻松，难得的随意，无事“行到水穷处”，有闲“坐看云起时”。
何况在这安生自在里还有一种意外的风景，比方对号入座，嫉妒之类，可以当作一种义演的喜剧、一种对写作的另类犒劳来享受。最重要的是因此可以加倍地提高对自己所选择的虽然平庸却也终归是一种人生的写作的自信。
2003．4．18 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