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江郎才尽”与“梅开二度”
作者：段大明
集体“江郎才尽”
这一不正常的文学现象出现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即1949年——1953年间。
翻阅当代文学作品，或不管何种版本的《当代文学作品选》，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一时间段内他们几乎没有作品人选，甚至没有新作品问世。即使“文革”后拨乱反正，从曾被批判过的“毒草”丛中扒弄，也只能找出肖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等少量作品做“重放的鲜花”。虽然当时的文坛不能说是“空白”，但用“惨白”来概括，丝毫也不过分。
是当时作家们政治上受压制吗?不对。相反，他们大多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知名度。他们有的是全国文联或各协会的主席副主席，或是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最高者如郭沫若，位尊至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稍次者茅盾，国家文化部长、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这些名作家们当时决不是心情压抑、目光迷惘，相反，食有鱼，出有车，用“春风得意”、“心情舒畅”来形容，可能更恰当一些。
那么，是不是他们因年纪老迈，已经舞弄不动手中那支沉重的笔了呢?为此，笔者顺手核查了几位作家在1950年时的年龄，不禁暗暗吃惊。
郭沫若
1892年生
58岁
茅 盾
1896年生
54岁
巴 金
1904年生
46岁
老 舍
1899年生
51岁
曹 禺
1910年生
40岁
叶圣陶
1894年生
56岁
艾 青
1910年生
40岁
沈从文
1902年生
48岁
钱钟书
1910年生
40岁
冰 心
1900年生
50岁
田 汉
1898年生
52岁
丁 玲
1904年生
46岁
以上这些作家中，除郭沫若年近花甲，其他大都在五十岁上下，有的甚至刚刚四十岁。照常理，他们正处在人生的盛年，应该也是他们创作生涯的盛年。更何况当时风调雨顺，社会安定，虽然“左”的文艺思想已开始冒头，但远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
然而，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风流”，却在这同一时间里“江郎才尽”了。创作思想如此趋同，创作行动如此统一，不能不令人深思。
也许有人会说，老舍先生并没有“才尽”，建国头17年中不是创作了二十多部话剧吗?不错，老舍确实写过不少话剧作品。但二十多部话剧作品中，除《茶馆》、《龙须沟》、《西望长安》等为数很少的作品能称得上成功或比较成功外，其它作品如《红大院》、《女店员》、《青年突击队》等主题先行的“遵命”之作能否经得起文学史的检验?这些作品的数量、质量能否与他自己1949年以前的作品相比?此外，基本上完全放弃自己最为稔熟的小说形式，对于老舍，是艺术上的进步还是退步?老舍先生由放弃小说到放弃话剧(60年代中期)，直到放弃生命自沉太平湖，他惨痛的生命历史不就是建国头17年当代文学史的缩影吗?
“江郎才尽”现象发生在个人身上，是作家自己的悲剧和遗憾。若“江郎们”同一时刻“才尽”——一个时代的名作家几乎同时停止创作，或创作水准大幅度滑落，则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剧和遗憾。而它们恰恰就发生在共和国建国之初的头三五年中，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才尽”状况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点。
早些年，评论界曾非常热闹地探讨过“何其芳现象”。其实，“何其芳现象”只是个案，其代表性、普遍性、典型性远比不上建国之初集体“江郎才尽”现象。研讨后一种现象，比探讨和研究作家个案，恐怕更有意义得多。
抚今追昔，令人思绪潮涌，感慨万千。
结伙“梅开二度”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病逝。28天之后，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被紧急刹车，但运动的巨大惯性仍将时代列车推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完全停住。
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文艺界重新审视历史的结果，是一大批曾被错误处理过的作家、诗人被摘掉“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的政治帽子，复出文坛，成为劫后余生的一代“归来诗人”、“复出作家”。
有意思的是，他们复出文坛时的年龄，跟建国之初“江郎才尽”的那批作家十分相近，除巴金、艾青、胡风等几位年事稍高外；大多数都在五十岁上下。这些作家重新步人文坛，以他们坎坷的经历、成熟的思想、深厚的艺术功底创作了大量作品，促使感情激越、但思想艺术尚属肤浅的“伤痕文学”迅速转化，“复出作家”、“归来诗人”用人生血泪凝成的、记录国家民族历史的“反思文学”，成为当代文学的扛鼎之作，他们自己的创作生涯也因这一次复出而辉煌。
这里，笔者亦信手举几位最为红火的当代著名作家，看看他们在1979年时的年龄状况。
王 蒙
1934年生
45岁
刘绍棠
1936年生
43岁
高晓声
1928年生
51岁
陆文夫
1928年生
51岁
李国文
1930年生
49岁
汪曾祺
1920年生
59岁
邓友梅
1931年生
48岁。
张贤亮
1936年生
43岁
宗 璞
1928年生
51岁
曾卓 绿原 牛汉
(1922——1923年生)56-57岁
流沙河
1931年
48岁
邵燕祥
1933年生
46岁
看来，生理年龄并不是决定创作状态的唯一因素。时代的土壤既可以生长出一批作家，也可以掩埋掉一代作家，不管是“江郎才尽”还是“梅开二度”，都不是作家自己能决定得了。只要你搭上了“时代”这趟车，那么这趟车驶向何方、何时停下，则完全由不得你自己了。
“梅开二度”确实令人欣慰，但这种欣慰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对于作家个人，二十多年的生命，二十多年的自由，不少作家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更何况，在这几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也正支付着更为惨重的代价。
但愿中国文坛不再出现这样的“梅开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