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在斯德哥尔摩西效墓地的凭吊
作者：韩石山
我还是去了，我的魂魄去了，就权当我的肉身也去了。
飞机越过波罗的海海峡，平稳地降落在斯德哥尔摩国际机场。游览市容之后，驱车来到西郊的一片墓地。一块块石质的墓碑，矮矮的凸出在茵茵的草地上，有的高点，有的低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切都如同我设想的那样。不是这些。我在墓碑间的甬道上悄然走过，尽量不惊动这些异国的亡灵，我要去另一个地方，去看那些葬于此邦的我的同胞们。
果然在这里。隔着一道疏疏的林墙，还有一块小小的墓地。瑞典真是个福利国家，对这些中国的死者，和他们本国的无名死尸，给以同样细致的关爱。和那边墓地上有名有姓的墓葬相比，也看不出多少明显的差异。草地荒芜些，墓石污秽些，那是因为极少有人祭扫，不能说待遇上有什么歧视。
我的心情陡地沉重起来。墓碑上没有名字，却嵌着一个个像片，该是葬前所摄，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姓甚名谁。莫应丰，张弦，路遥，邹志安，刘绍棠，王润滋，徐迟，公刘……我走过去，低下头，在他们的墓碑前一一默哀行礼。这都是些中国的一流作家，他们的肉质尸首，各葬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这里乃是他们精神尸体的栖息之地。
我抬起头，侧过身，恨恨地盯着瑞典皇宫的方向。
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又一个域外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构筑起中国作家的文学美梦，同时也撩逗起他们的雄心以来，有多少优秀的，或不那么优秀却异常骁勇的中国作家，拼了全力，向着斯德哥尔摩发起长途进击。
这是一幅惨烈的征战图。没有现代的装备，没有足够的糇粮，甚至没有一双便于长途跋涉的皮靴，笔是他们唯一的利器，拐杖都是前行的赘物，就这么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上路了。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偏北!越过哈隆克丘陵，向西偏北!走过东欧平原，向西偏北!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看上一眼，脚步不停，继续前行。如果有人坐飞机，沿着这条路的上空飞行，临窗下望，当会看到，这里那里，倒卧着一具具的僵尸，有的已成了森森的白骨。这里那里，仍有趔趄前行的身影。不管是倒下的，还是行走着的，脸都朝着正西偏北方向。脚步可以紊乱，呼吸可以停止，心中的方位是不会乱的：在东经18度和北纬59度的交点上，有一个城市，它的名字叫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座皇宫，那儿每年一度颁发一项世界级的文学奖，用的是一个炸药制造商的存款利息，署的也是他的名字，此人名叫诺贝尔!
正因为知道自己的同胞们，有这样惨烈的远征，当上世纪的最后一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这一奖项颁给一个叫高行健的法籍中国人时，我心里既悲伤又愤懑，不由得冷笑一声。这是又一个基辛格式的西方智慧，不，应当说是基辛格式的西方诡诈。“美国政府注意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上海公报》上的这句话，轻轻地就把一个严峻的对立抹平了。一个世纪了，中国人应当得到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于是给了一个法籍的中国人，你能说他不是用汉语写作吗?你能说他不是中国人吗?
不管怎样的结果，不管怎样的屈辱，我们还是要前行，要进攻，向着斯德哥尔摩，向着金光灿灿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神圣的方块字。
看着这一个个中国优秀作家的墓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里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几十公里，他们为什么会穿过市区，在这儿倒下呢?
沉重，厚重，什么什么的重，就是这些重，害苦了他们，害死了他们。可悲复可怜的是，他们至死不觉，还以为自己仍不够沉重，不够厚重，不够什么什么的重。
在这些精神尸体葬于斯德哥尔摩市西郊墓地的作家中，我惟一认识的，是陕西的路遥先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1980年)，我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上学时，他来到我们的住处，向我和我的同学们组稿。当时他是《延河》编辑部的一名普通编辑。我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发表了。再后来，他写完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直接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去北京送稿，路过太原，我和我的同事们，曾在一家不错的饭店宴请他。他的弟弟陪着他，我们向路遥敬酒，都被这位憨直的弟弟挡驾了。也不说别的，一口浓重的陕北话，只是说：“厄(我)哥太累了!”又过了两年，听到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并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久，便听到了他去世的噩耗。他的那本《早晨从中午开始》，我没有看，内容听人说过的。说他怎样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作，晚上没有吃的，找几天前剩下的干窝窝头吃。写完《平》书最后一句，竟将钢笔掰断，从窗户扔了出去。他是累死的，他是为写作累死的，人们都这么说。
他是累死的，人们赞叹之余，怎么就不想想，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其写作的劳累，怎么就会击倒这样一位壮实的陕北汉子?
现在可以说了，他是死于一种可怕的文学观念，死于足以置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于死地的这个鬼魅的纠缠。
要写就要写划时代的作品，要写就要写死了以后能当作一块砖头垫在脑袋下面的作品，多少中国作家都有着这样惊人而又远大的志向。于是写作不再是一种智力的较量，于是写作变成了一种体力的拼搏。就像农民种地，就像工人做工，一份血汗一份收获，成为他们人生的信念。再加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种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愚蠢的期许。下了那么大的苦，写出这么厚的书，还不能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样矗立于世界文坛吗?
造成中国作家心理沉重，笔力沉重的，还有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沉重，厚重，这些要命的文学观念，早已灌输到作家们的头脑中去了，他们还要手提皮鞭在一旁督责。你只沉重一点吗，叭，一鞭抽过来，再沉重些!你想轻松地写吗，叭，一鞭抽过来，要沉重些!于是我们的憨朴的作家们，只有拼了命地沉重了。
用力过猛，用力过重，他们身体的劳作，已超过了诺奖需要的付出。这过重过猛的用力，使他们冲过了斯德哥尔摩市区，仆倒地该市西郊的荒野上。而智慧的进发，还路途遥遥。
多少杰出作家的作品，多少杰出作家的写作方式，真的没有始他们一点有益的启发吗?
世上确实有苦行僧式的作家，也确实有这样的作家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是，如果你承认优秀作品不是一种简单的字数的累加，而是人类智慧的体现，那么你就应当承认，世界上更多的优秀作品，是轻松完成的。鲁迅最不经心写作的《阿0正传》，如今是他的最具世界影响的著作。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不光是事后的，也是事中的，不光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至少至少，不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劳作。
多年前，我曾访问过章克标先生，那时他已经是近百岁的老人了。独自一人，蜗居在海宁城东的一间小屋里，来了客人，欢喜异常，坐下起来，像猴子一样精神。不等我问，他说他已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自传，送去出版了，正在写着的一部也是百万，很快就要完成了。他的自传出版后，我看到了，只有三十几万字。编辑说原书确实是九十几万字，是她删了的。这部不假，第二部也不会有假。几年光景，一位百岁老人，完成了二百万字的作品。他没有死，现在还好好地活着，已是103岁的人了。
轻松不一定就写得不好。写作，在更高层面上，是一种智力的付出与较量。不光写作，科学，技术，文化，各个方面，各个专业，凡称得上事业的，最终都是一种智慧的开拓与发现。其目的，就是要把人类在这方面的智慧再往前推进一步。文学艺术，尤其是这样。而轻松，绝对是智慧流淌的一种贯常的形态。你见过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聪明人吗?
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写长篇小说的，我喜欢的很有几位，老一茬的有老舍和李劼人，年轻一茬的有王朔和贾平凹，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写得轻松，轻松地写出了堪称优秀的作品。《离婚》是老舍艺术上成熟的一部长篇小说，1932年暑夏天，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是不是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没黑没明地赶着写呢?也不是。且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从暑假前大考的时候写起，到7月15日，我写得了十二万字。原定在8月15日交卷，居然能早了一个月；这是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天气非常的热——济南的热法是至少可以和南京比一比的——我每天早晨7点动手，写到9点；9点以后便连喘气也费事了。平均每日两千字。”(《我怎样写<离婚>》)
再看李动人。1935年6月14在给好友舒新城的信中说：“去年所作小说本有数万字，但不满意，将来删节之下可得二万余字。自本月7日起继续补作，计在走时可得四万字。决计回家之后专心为之，期在十日内写出四万字。再以二十日之修饰剪裁抄录，则是在7月底可得一部十万余言之完整小说，此部小说暂名‘微澜’。”(《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这便是李氏的长篇名作《死水微澜》。十日内写出四万言，他是个享受型的文人，想来什么好事也误不了。
王朔和贾平凹就不多谈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写得轻松。王朔是个直率的人，虽然有时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比如《看上去很美》出来时，说他要连续写十部长篇)，但他的写作心态之好，当今的中国似无出其右者。关于此人，下面还会谈到。贾平凹别看平日苦兮兮的，实际上可以想像得出，写作对此公来说，是件多么举重若轻，多么胜任愉快的惬意事儿。若非如此，以他的体质，那么大的写作量，小命早就没了。保不准，写作恰是他的养生之道呢。
道理是和诚信相联的。像我这样一个不入流的作家，道理说得再透，例子举得再多，没几个人会信。那就看看外国的大作家是怎样说的吧。
卡尔维诺，意大利小说家，被誉为“作家的作家”，可说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了。他的三卷本的选集，正一摞一摞地摆在书店的柜台上出售。1985年9月前写好他的讲稿，准备去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未及前往便去世了。这年年初开始准备这些讲稿，定名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既可说是他对未来千年文学的期望，也可说是他一生写作经验的总结。书中收有他的五篇讲稿，打头一篇题名便是《轻逸》。你千万别以为他说完了轻逸，还要接着说沉重，没有，接下来的四篇是《迅速》、《确切》、《易见》和《繁复》。原拟作八次讲演，已有设想，未来得及写出的第六讲是《连贯》，第八讲是《开头和结尾》，第七讲不知道，想来也不会是沉重。往下看你就知道为什么不会有了。
一开篇，卡老先生便讲道：“写了四十年小说，探索过各种道路和作过各种实验之后，应该是我寻求自己毕生事业的总体定义的时候了。我想指出：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该书第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接下来是周详而精湛的论述。
实际上这个道理，在中国古代的文论中，在中国现当代一些著名作者的写作谈中，都有论述。只是不及卡老先生这么郑重其事地提出罢了。比如苏轼和金圣叹就说过类似的话，比如老舍的写作谈中，就有这样的意思。他老人家也是这么做的。
唉，若是路遥这些人，在向斯德哥尔摩进军的途中，肯停下来，趁喘气的工夫，看看中外作家这些有益的告诫，琢磨琢磨其中的道理，也就不会那样卖命地写作了，不管文学成就的大小，至少命是保住了。
轻逸，——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用轻松这个词，而改用轻逸——不是一种单纯的写作方法，诚如卡尔维诺所言，更是一种深邃而精辟的文学观念，后面他对这一层意思有更为具体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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