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文学的膨化
作者：李国文
其中一则说，这位总统先生步行至京城某条胡同时，看到一位加工爆米花的老乡，在烟薰火燎的炉子上，不停地摇动着一具圆肚形的铁筒，尼克松兴致十足地驻足观看。突然，砰的一声巨响，那小小的筒肚里，竟冒出来一大麻袋玉米花。于是，这位总统对随从人员说，哦，原来中国人是用这样膨胀体积的办法，来解决居民肚子问题的，真是了不起的发明。看来，这种粮食瞬间增长器，对美利坚合众国也是有用的。
此类说来可笑，其实并不可笑的花絮还有很多。
诸如看到什刹海卖面茶的大铜茶壶啦，看到前门外老字号的陈年老汤啦，尼克松无一不感到惊愕和艳羡。因为，他听陪同人员介绍，那只大铜茶壶，是康熙年间造的，壶嘴都被茶汤倒得秃了，可见其久远；那锅陈年老汤，更了不得，从乾隆头一回下江南起，一直咕嘟到今天。总统掐指一算，这两件东西，比美国的历史长好大一截，于是那张脸拉得更长了。按照“文革”逻辑，老美沮丧失落之时，自然是国人扬眉吐气之日了。
我始终也没弄懂花絮的编造者，用意何在?’是自我解嘲呢，还是精神胜利法?思来想去，作为阿Q同胞的中国人，后者的可能性，应该大些。
这也难怪，那时的中国，尚未对外开放，不知外部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伙儿硬是相信地球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抻着脖子，等待我们中国人去拯救。记得那时，我正在新线工地劳动改造，一位被挑选进工宣队的师傅，就相信不久的将来，很可能进驻到伦敦，巴黎，纽约。他对我这个“右派分子”，倒不太“镇压”，意气风发地对我讲了他的宏伟目标，远大理想，于是，我也只好祝他梦想成真。
一时间里，革命狂飚，无比高涨。中国人很容易上虚火；也是一个能把自家一点点可说、可道、可夸、可张扬之处，像爆米花那样膨大起来的民族。哪怕没落了，一无是处，像阿Q老兄，也还梗着脖子，弹出眼珠，声称老子先前也曾阔过的。所以，封建时期养成的天朝大国意识，阴魂不散，加上“文革”期间的荒唐、荒谬、荒诞的民粹主义，硬是跟谁也没有商量，自说自话，把世界革命中心，迁都到中国来了；也不管亚非拉人民有没有邀请，也不管第三世界是否发出过SOS求救信号，硬是义不容辞地，将拯救他们的革命重担，揽到自己头上。真如毛泽东的诗句所说那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中国人下定决心，非要将红旗插遍全球不可。
我想，这种不可理喻的自大，大到上海话所说的“热昏”，正是上述花絮产生的精神基础。
大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相当长的时间，闭关锁国，与外部世界隔绝，顶着头皮上可怜巴巴一片天，踩着脚底下磨不开屁股的一块地，就会产生出天之下，地之上，只他老哥一个人的妄自尊大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提到的滇王和夜郎侯了。这两位蛮天荒地的土司，竟对长安来的使节，大言不惭起来。“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至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六十年代，我所在的铁路工程队，修贵昆线，施工工地在贵州水城一带，属黔西地区，不知是否即为史书中的古夜郎国?刚到那里，偏僻山区里的老百姓，不识汽车为何物，后来火车通了，携家带口，安营扎寨，坐在路边观看。因此，诸葛亮《后出师表》中所言，“五月渡泸，深人不毛，并日而食”，古时的闭塞落后，可想而知。《史记》所载的这西南夷的蕞尔小国，时间还要更早一些，为公历纪元开始前后，因此，滇王和夜郎侯所统治的地域，不知该是如何的不成样子，如何的不成气候?
因此，他需要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需要这种关起门来当皇上的自大，否则，对比那个是他们乘以N倍的国土、财富、威仪、好生活的汉王朝，早撒泡尿把自己淹死了。
所以，瞎子看不见，不会目迷五色；聋子听不见，自然无动于衷。历代统治者实施隔绝封闭的愚民政策，就是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外部的世界更精彩。而无知愚昧的最大好处，便是没有比较；而没有比较，也就不存在差别；而没有任何差别意识，也就不会有遗憾和不足，于是，天下太平。果然，没过多久，我为其打下手的烧锅炉的师傅，作为工宣队，虽然纽约没去成，伦敦也没去成，但进驻到贵阳市里的某个高等学府，并且结合进校革委会，让我着实吃了一惊。而且，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每周一的全校师生员工的集体早请示大会上，他都要发表长篇演说的。
我不禁忐忑地向他打听：“你真的上台去讲话?”
他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地回答：“那是当然，我不讲’，谁讲?。我愿意咋讲就咋讲，我没有什么不敢讲的。”
这就是尼克松在北京小胡同里见识过的爆米花，所产生的膨化效应了。
所谓膨化，本是食物的一种加工方式，在密闭的容器内，将谷物、豆类放置其中，加温加压后，瞬时恢复至常压状态，因水分急遽蒸发，使食品组织发生变化，成为多孔状的，比原先体积膨大若干倍的海绵体。既然豆子、玉米可以膨化，那么，人为什么不可以膨化呢?而且，不需要放在铁筒里，更不用架在火炉上，只要想膨化，哪怕一个小瘪三，霎那间，也可膨成巨无霸。
记得有一次，我因事从水城到贵阳去，承这位师傅不弃，曾留给我地址，让我到他进驻的学院去看他。说实在的，走进这座高等学府，在校园里，看到他穿着四个吊兜的涤卡中山装，小头梳得溜光，被几个女学员围着，那笑逐颜开的样子，我都不敢认了。远远打量着，不禁狐疑起来，此人还是那个钻在锅炉房里，一身一脸全是煤灰的司炉吗?
这时候，你不能不赞叹膨化功能，将人改变得多么厉害；你也不能不钦服亭长刘邦所言，“将相王侯，宁有种乎”，是那样地有道理。大概，一个在精神世界，在意识形态，在形而上的领域，处于一种软肋状态之中，而又无望于短期中有所改善的弱者，膨化，应该是免除心理怯势的神丹妙药。
当然，这需要脸皮有足够的厚度，越厚，越能膨出水平。所以，对文坛上那些求名求利之心强烈者，什么都敢开牙，什么都敢伸手的勇敢者，膨化，甚至无耻地膨化，便是走向成功之路的不二法门。
凡是能在文坛大小码头上立足，能在一个圈子里拥有话语霸权，能让小女子对他美目盼兮，能让小八腊子朝他叩头进贡。尤其是那些三五成群，勾肩搭背，抱团成伙，横行无忌者，说抬举谁，谁就当红；说封杀谁，谁就背字，都是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膨化过来的，那道行就更了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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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文坛的佼佼者，自然属于修成“正果”的人物了。休看近年来的文学作品，像点样子，有点水平，令人钦服，凭真功夫而不是靠炒作赢得读者者，屈指可数；但自称的文学大师，和人为的吹捧起来的大师，还真是不少。我想起豫剧《穆桂英》中的一段唱词，“几年不到边关走，砖头瓦块都成了精”，倒是很形象的对于这种现状的描写。
所以，在当前文学领域中，“大师”这个字眼，是常见词，出现频率相当之高，有应接不暇之感。我不晓得这是时代的福祉呢，还是一种文人的谵妄?我始终认为，上帝是位很吝啬的造物主，出手并不大方。在西方世界，也只是文艺复兴时代，才同时出现过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样的群星共辉的大师，那是极稀有的情况。而在东方，康雍乾好几百年，才出了一个曹雪芹。“五四”启蒙，文学革命，舍鲁迅外，还能找出相类似的文学伟人吗?而现今怎么可能一下子天上掉馅儿饼，给我们扔下成筐成箩的当代文学大师呢?
除非，上帝吃错药，肠胃出了毛病。
过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四十年代抗战，五十年代建国，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九十年代努力与世界接轨的文学，这期间的中国作家，无论故去的，还是存活的；无论著作等身的，还是中途搁笔的；无论声闻海外的，还是知名国内的；无论被人追捧的，还是反响寂寥的……，一句话，都处于同一地平线上，有先后之分，无高低之别，彼此都差不太多的。你既不比别人大得邪乎，别人也不见得比你小得厉害。如同玉米，可能有金皇后，大马牙，或农大八五一品种的些微区别，然而在淀粉、蛋白质、矿物质的单位含量上，其实，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拿玉米来譬喻作家，有点失敬。若说起中国作家膨化自己的努力，又觉得很类似玉米花的际遇。在铁筒里加温加压，然后，砰的一声，便在文坛这条麻袋里进裂开来。有的爆裂得大些，便是大作家；有的爆裂得一般，便是中不溜的不上也不下的作家；有的爆裂得不好，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爆裂，便是不走运的，始终卖不出自己，只好向隅而泣，或怨天尤人的无名之辈了。
于是，作家的名或不名，大或不大，作品的优劣，是次之又次之的考虑了。文坛本是一块名利场，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能不能膨化?敢不敢膨化?大家就更加赤裸裸地追名逐利，更加肆无忌惮地比赛着膨化。应该起到决定作用的作品，倒不起什么作用了。
作家的高低，作品的好坏，视其膨化的程度而定，虽然是笑话，但大家都奉为圭臬，按其行事，便是世纪更迭之际的文坛风景。然而，物质不灭，能量守恒，是宇宙间的铁的定律。膨化食品，只是增加了大于原物体几倍、几十倍的空间，营养成分，不会随着体积的改变而改变。一粒爆成足球大小的玉米花，和一粒没有爆裂的玉米，是没有差别的。同样，一部作品的膨化，一位作家的膨化，不管扩张到多么多么的大，他还是他，作品该卖不出去，还是卖不出去。
我就听说过，一位膨化起来的大师，他的一部膨化起来的“经典”著作，新书从印刷厂出来，还散发着浓浓的油墨香味，直接就送到造纸厂的化浆池，一车一车地倒了进去。这可不是天方夜谭，目睹者再三说：“向毛主席保证”，言之凿凿。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追求膨化呢?我想，利益驱使，名位诱惑，是最大的动因，而当前到了不择手段的竞争地步，则是当代作家人数过多造成的缘故。
作家不是一般的多，而是太多，任何物种，孳生过于泛滥，生物链就会出现危机，文学社会，也是要讲究生态平衡的。
回顾现代文学的从容，能够沉下心来写出些认真的作品，便令我们这些后来人为之神往了。也许由于当时文学中心的上海，北平，作家总数不是那么多的缘故，尽管有互不相能的是非，有各自标榜的派系，但终究由于从业者足以驰骋的天地，不那么局促，遂也有了一份大度，不一定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决绝不可。
我记得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大约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当时称为“孤岛”的上海。现在回想起来，读过的，留有印象的，以及在爱好文学的同学之间经常谈论到的作家，不会超过两位数。那时的中学生，也有文学社之类的团契，出于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想到日本鬼子一进租界，肯定便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学和汉奸文学的天下。所以，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凡能搜罗得到的，无不辗转传阅，交流心得。因此，到图书馆里找寻《小说月报》、《新潮》、《现代评论》《文学》、《创造》、《语丝》、《人间世》、《论语》，以及《东方杂志》等非文学性刊物，到福州路也就是四马路的书店和旧书摊，以及街头的租书铺，发掘如今被称之为现代作家的作品，便是社团成员的使命。尽管如此不遗余力地寻访，累计起来，这些作家的总人数，绝不会超过三位数。
这个数字，连我自己也很怀疑。但是，据北京图书馆书目编辑组的，《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这部书的《续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现代作家的数量，恐咱只是当代作家的一个零头。这部根据北图现藏并补充其它图书馆的一些藏书编写而成的书，是一部权威性的著作。前书共收录阿英、艾青、艾芜、巴金、巴人、冰心、曹禺等50位作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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