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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年：周恩来的困惑
作者：张家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乎其来，国事倥偬之中的周恩来，感到难以理解，他的感受也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在困惑之中，用邓小平的话说，仍尽力“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一点我很不安心”
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完成开局之年的国民经济，周恩来聚精会神，废寝忘食。当时，与我相邻的越南还处于战争之中，唇齿相依的中国把备战、备荒的方针提高到重要的位置。1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说：“帝国主义还存在，越南战争还在趋于扩大，因此要备战。一切经济建设、文教、卫生、政治、军事等，都要有备战思想和备战准备。但这不是把工作停下来，是把一切工作和备战结合起来，边备战，边建设。”
年初，北方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8省（区、市）正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周恩来在北方抗旱会议上特别提醒：“中国这样大，全国没有一点灾害是不可能的。丰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灾荒，要有备荒思想，这就是留有余地。”他亲自布置抗旱工作，把8位副总理和部领导安排到抗旱第一线，就近领导抗旱救灾。他自己则负责山东和河北。
周恩来由北方的抗旱救灾而统筹全国的农业工作，他说：“抗旱抗灾要抓下去，搞个自下而上的规划。当前抓抗旱，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落后面貌。北方8省市区三五年要初步改变面貌，解决南粮北调问题。要注意抓几个问题：做好改土工作；水利以小型为主；肥以农家肥为主；农机具质量要好，要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小三线建设，有的等于搬去个小城市，不好；抓北方8省、市、自治区，不是放松南方。”
就在周恩来召开北方农业小组会议期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当即，周恩来便要他的秘书安排直升飞机，前往邢台视察灾情。同时他又指示卫生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立即派出医疗队前往救护。当天夜晚，他召集国务院和总参谋部有关人员开会，商定紧急措施：（一）由国家科委和科学院为主，集合地质部等有关地质勘察和物探技术力量前往地震现场进行探测、观察和研究，以便进一步判明地震范围、性质和方向，并将有关资料带回北京进行科学探讨。（二）由曾山（时任内务部长）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前往视察慰问，进行救护安排。（三）由卫生、公安、内务、供销社、兽医、铁道、农业等部门组织医疗、供应、工程人员随队前往，协助当地进行救护工作。（四）周拟于明（九）日下午飞石家庄，视察这次地震灾情。
次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汇报了地震灾情和紧急处置的方案，报告称：“这次地震波及邯郸、石家庄、衡水地区。邢台地区损失最重的是隆尧、宁晋、巨鹿三县的三十多个公社、三十二万人的地区。初步统计，死亡七千人以上，房屋倒塌百分之八十左右。”当日下午，他轻装简从，乘专列向石家庄疾驶而去，专列停靠在石家庄，都能感受到余震的颤动。在下车听取地方领导的简短汇报后，又登上直升飞机，直飞震情最严重的地区。
灾区仍是余震不断，有的地段震开1米多宽的裂缝，寒彻肌骨的西北风扑面而来。人民群众见总理不顾危险来灾区视察，尤为感激和兴奋，自觉地集聚在旷野的空地上。他让群众背北朝南席地而坐，而自己却迎着凛冽的西北风，站在木头箱子上向灾区人民作感人至深的慰问讲话。次日，他又来到日程所没有安排的地方，以了解和掌握灾区的真实情况。
他走进一个小村庄，到处是破败荒凉的景象，迈过残砖断瓦，来到一家农户，冰凉的炕沿上坐着个30来岁的妇女，满脸菜色，膝上还趴着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一双孤独无助的眼睛，愣愣地注视着来人。随行的保健医生记下这段他终生都难以忘怀的经历：
周恩来见此情景便主动走过去坐到炕沿上，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趴在母亲膝头那个男孩的头。地方上的领导和随同人员站在屋子里，门口已集聚了许多人，都是闻讯赶来看“热闹”的。
“你家有几个孩子啊？”总理问道。
“三个。”这时她低着头轻声回答道。
“你男人呢？”
“他出去了。”
“你家每年从地里收的粮食够吃吗？”周恩来见了这个没有文化但质朴的农民，便直奔主题。
“不够吃。”她答道。
“年底能分到多少工分？”总理再次细问道。
“我家年底没有工分，还欠三四十块钱。”这一次，她听明白了，或许，她知道是北京的“大官”来了。她直率地回答了周恩来的提问。
这就是当年中国农民的生活现状，一年365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仍然没能解决温饱，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呢？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以沉重的心情说：从全国来看，我们一穷二白的状态未摆脱，工业农业都比较落后，甚至不能不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如果一旦有战事，粮食供应可能比解放战争时期还差”；“现在，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余粮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他为国力贫弱、人民穷困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可是，也就是在这一年，一场比北方干旱、邢台地震更为猖獗的政治风暴，已经悄然而至，他又将面临什么样困窘的境地呢？
“我做梦都没梦到”
1966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道出他筹划“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步骤，是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可是，姚文元的文章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它甚至在北京、湖南“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3月18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他气愤地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此时，周恩来正忙于华北抗旱，而邢台又二次发生地震。4月1日至5日，他又来到重灾区的宁晋县东汪、耿庄桥，冀县码头李，巨鹿县何家寨视察。回到北京后，他两次约见国家科委、中科院、地质部的科研人员，研究和讨论地震预报和地震划线问题。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从康生的传达中，他得知毛泽东已批评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组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月提纲》针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以来的形势，提出：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可是，毛泽东却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他要借批判《海瑞罢官》，而兴起反修防修的政治革命。而这一切恰恰为《二月提纲》所忽略，所以，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是完全错误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原先的文革5人小组被撤消，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重新起草文化革命的指示。周恩来与邓小平等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同时，又在信中提出：拟由邓小平、李富春、余秋里、薄一波5人向主席汇报西北之行，主要谈五年计划的一些考虑。他所全神贯注的仍然是经济工作，而对即将来临的政治大风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周恩来的国务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会见外国记者，重申中国的外交政策，会见外国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促进中国党、国家和外国党、国家的友好关系。5月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试验前，他几次给核试验前线指挥所的张爱萍、刘西尧打电话，询问飞机挂弹、气象条件等情况，并将所了解的情况，报告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5月15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并经毛泽东批准，调驻石家庄的63军189师、驻张家口的65军193师，速来北京执行卫戍任务。部队到京后，又重新调整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