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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大家方纪
作者：崇 厚 姚宝茹 王胜利
方纪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大家。在文学的前沿阵地，他几乎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他的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视野广阔，热情奔放，以淙淙流水般音响，抒发了对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限热爱。而他的小说，在上世纪40至60年代，却在文坛上引起过多次争议和批评，直至横加某些政治罪名，“文革”中受“四人帮”严重迫害，终身致残。1998年4月29日，一生沧桑却又不负使命的方纪先生，留下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悄悄地走了。他所走过的文学创作之路，同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一样，是一条坎坷不平的路，是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从重重困难以至于灾难中闯出来的……
一
方纪，乳名羊子，1919年10月7日出生于直隶省束鹿县(今河北省辛集市)佃士营村的一个小康人家。祖父冯新业在村里是一位英武豪侠之士。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过30年代初的“高蠡暴动”，抗日战争时期任村农救会主任，到处宣传全民抗战、不当亡国奴的道理。不久被汉奸出卖，遭日本侵略者杀害。父亲冯洞庭生性绵软，不好与人争斗，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以染丝线、卖丝线为生，同他祖父的性格截然相反。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老实得出奇的人，却娶了一个贤淑而粗通文墨的媳妇。这个媳妇的名字叫陈素珍，她对从小勇敢聪明的儿子寄托着厚望，期盼小羊子成为冯家的一匹宝马良驹。便给儿子起了一个理想的名字——冯骥，他就是几十年后闻名全国的文坛大将——方纪。
冯骥从7岁起，他家因欠债生活逐渐走下坡路。为了维持生计和上学读书，母亲陈素珍带着他和姐姐到通士营村的姥姥家。从此，姥姥口中丰富动听的民间故事和外祖父留下的一屋子书，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文学的根。尤其是姨妈陈素霞把一腔心血倾注在他身上，教他读书写字，当是他成为作家和书法家的启蒙老师。后来他回到本村读小学，参加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游行，对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有一定的影响。1931年，他从家乡的小学考入束鹿县立中学。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少年冯骥的内心唤起巨大的波澜，他置身于激愤的学生请愿游行队伍里，心灵受到抗日爱国思潮的冲击，也开始思虑和探寻救国救民的出路。
1934年夏秋之交，冯骥中学毕业，抱着求知的渴望，只身来到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平。先是经人介绍在前门外大街上的一家德泰皮货店当学徒。所谓学徒，其实是佣人，白天打水扫地接待客人、伺候老板全家，整天手脚不得闲，晚上还要侍候老板抽大烟。一次，他困极了，手中的茶碗掉在地上摔碎了，老板顺手拿起烧红的铁签子戳打他的下巴，自此留下深深的一道疤痕。他愤怒地写了一篇反映徒工苦难生活的文章，寄给《益世报》,很快登了出来。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老板看后大为恼火，把他赶出店门。后经人介绍，又到一家文具店当学徒，这家老板原是西北军中一个管军需的，不仅打骂学徒，还经常无故将学徒解雇，不久冯骥就被这家老板解雇了。冯骥失业后心中十分苦闷，为了读书，他将从家里带来的皮袍当掉，每日买两个冷火烧到图书馆去看书。后来，他遇到了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上学的同乡曹盼之。曹盼之是中共地下党员，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读，并介绍他入北平大学历史系做旁听生。他的住处就在民主广场的红楼所在地——北平东城的沙滩。与他同屋住的有一位叫洪涛的同学，经常借给他一些进步书籍，如《铁流》、《母亲》等，以及一些革命理论书籍。这使他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盼望像鲁迅那样，以笔为武器进行战斗。1935年初，他经刘曼生(谷牧)介绍，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与刘曼生、魏东明等进步学生建立了“风沙文学社”，创办文艺月刊《泡沫》。1935年8月5日出版了第一期，但由于经济压力和反动派的破坏，只办了两期就被迫停刊。接着，他们又创办了文艺刊物《浪花》，也只出了5期。在这段日子里，他曾写过一些战斗性很强的文学作品。
与此同时，冯骥积极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面对反动军警的水龙和刺刀的威胁，他没有丝毫退缩，几次机警地躲过敌人的搜捕。他住的小屋因临近民主广场，也成了一些党员同志躲避敌人抓捕的“安全岛”。经历了这次大的考验，冯骥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不久，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发表一篇题为《游击战》的纪实文学，描写当时他和各校民先队员去城外进行军事演习的壮举。方纪在青年时代即成为一个无畏的民族解放战士。
1936年3月，冯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1日经魏东明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夏天，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家乡束鹿县，在中共直南特委工作。他的外祖母家成了直南特委的一个据点。直南特委分管深县（今深州市）、束鹿、宁晋三联县的宣传和组织群众抗日工作，冯骥任三联县的县委书记。他在通士营村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游击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直南中心地方队”，并从中发展了8名中共党员，建立了支部，冯骥任支部书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冯骥正在北京向党组织汇报工作，鉴于当时形势，组织命他立即返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冯骥返回家乡后，在本县小士庄村与东北军六十六军中地下党工作委员会的赵守一取得联系，利用东北军的名义，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红军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冯骥，把第五大队拉出来直奔淞沪战场。当他到达上海附近时，国民党军队正在撤退，于是冯骥带着队伍辗转来到安徽屯溪，他把部队交给负责军工的李涛，李涛命他到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报到，在叶剑英领导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做青年工作，当时蒋南翔、于光远等人也在那里。不久台儿庄战役打响，叶剑英命冯骥等组织“战地慰问团”，冯骥任副团长，赶赴台儿庄前线进行抗日宣传。武汉会战开始前，冯骥奉命撤到长沙，在徐特立领导的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这期间经党组织介绍，他到中国红十字会第七大队工作，担任党支部副书记。他到湘雅医学院专门拜会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史沫特莱送给冯骥一本自己的新作和一本《资本论》。1938年6月，他随八路军办事处辗转赴桂林，后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宣传工作。在从长沙到桂林的路上，每逢火车停下，冯骥就站在火车头上向民众宣传抗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在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期间，他曾用风季、公羊子、杨子等笔名，在大后方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歌、报告文学和文章。
二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对内却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大肆破坏统一战线。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冯骥等一批青年于1939年12月从重庆辗转来到延安。他先在中央组织部办的训练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调到陕北公学学习。1940年春夏之交，调到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协会，任《大众文艺》编辑。此时，著名作家茅盾也来到延安。由于二人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就认识，茅盾曾把儿子韦韬委托冯骥带到陕北公学学习革命理论。因此，应冯骥之约，茅盾在延安写的《一点小小的意见》等4篇文章，先后在冯骥责编的《大众文艺》上发表了。茅盾离开延安时，还将鲁迅先生的一份手迹交由冯骥保管。这是茅盾1935年“答苏联国际文学社问”时写的一封信，由鲁迅先生寄出时，亲笔抄写留的底稿。后来由冯骥精心保存着，1963年5月，冯骥慷慨将它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了。
1942年2月，冯骥调到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并正式用“方纪”这个笔名，创作了一篇小说《意识以外》，这是他在看了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写的《苦闷的象征》一书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内容写的是一位华侨女青年（人物原型为蓝玲），告别双亲，从国外万里迢迢来到延安。她酷爱音乐，希望能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可组织上却安排她在医院里当护士。她理智认识到这是战争环境下的革命需要，但一时又难以改变自己的追求，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人变得忧郁苦闷，最终导致精神失常。作品在舒群主编的《文艺月报》第14期刚发表，就招来一些人的批评，说主张个性解放，宣传小资产阶级情调。但方纪认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应对周围事物有穷根究底的勇气，不能粉饰现实。所以对大家的指责，处之泰然。4月底的一天，刘白羽交给方纪一张粉红色的用油光纸油印的请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