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张仲瀚将军情系屯垦半生缘
作者：熊坤静
南泥湾里显身手
当诞生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的“河北民军”于1938年春被整编为以吕正操为军区司令员的冀中军区第1师后，年仅24岁的张仲瀚毅然放弃师长之职，仅带了一个警卫连回到故乡河北献县，很快拉起一支地方武装“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当该部与八路军120师359旅719团合编后，以张仲瀚为团长的719团即成为王震旅的一张王牌。
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1939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120师359旅进入南泥湾开荒屯田，很快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兼任南泥湾垦区区长的张仲瀚，奉命率719团屯驻九龙泉。此地距延安西南百余公里，控扼边区南大门，地理位置虽然十分重要，但却草木丛生、人烟稀少。
部队抵达九龙泉的第二天，张仲瀚即在一片桦树林中，主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关于屯田南泥湾、打持久抗战的命令。然后，张仲瀚又借《三国志》给指战员们讲述了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兵伐魏的一则典故。在这种绘声绘色的谈古论今之中，张仲瀚将部队移防南泥湾屯垦守边的战略意义说得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很快就消除了指战员思想上的疙瘩。积极性一旦被激发调动起来，指战员们即投入紧张的打窑洞工程。
安营扎寨之后，起早贪黑的开荒便正式拉开了序幕。广大指战员你追我赶、力争上游，大多能超额完成所规定的每人每天开1亩生荒地的任务。张仲瀚率先垂范，参加劳动，为大家树立了好榜样。而他们的伙食则是每人每天4两小米，缺盐少菜，以致病号日益增多。但他们很快就以桦树皮缝缀出了树皮碗和树皮草帽，从山里摘到了香甜可口的黄杏，在河川野谷里挖到了野菜，用一种黄芹草蒸制出了具有助消化和祛热泻火功能的茶叶，丰富了物质生活。
春去秋来，整个南泥湾沸腾了，九龙泉更是大获丰收。719团生产的粮食除了自给，还支援地方政府10多万斤。有了粮食和蔬菜保障，他们又开始喂猪、养牛、养羊。冬季，他们在军事训练、纺线织布而外，为了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又组建了宣传队、球队等，并在九龙泉修盖了一栋简易礼堂，将各连队的文艺骨干集中起来组编成业余剧团，不时地演一些诸如《四进士》、《大战狼牙刺》和《小八路》等传统戏和现代戏。嗜好京剧、并在京剧演艺上有相当造诣的张仲瀚有时也走上舞台，与文艺战士们配演角色，以致贺龙称赞他说：“秀才团长带出了一个文化团。”
朱德总司令时刻关注着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当年7月，他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和续范亭4人前往巡视了一遭。南泥湾那绿浪波涌，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使朱德大为振奋，一时间激情勃发，即兴赋诗一首，盛赞其“有似江南好”。来到九龙泉，当他们听张仲瀚介绍了719团今年收获的粮食可达1500石，不仅能完全自给，而且还要给边区政府上交20％，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油料和蔬菜也足够一年食用等情况后，朱德高兴地说：“大家用劳动的双手，建设起了革命的家业！”续范亭老人则禁不住欣喜之情，当场赋诗一首，其中有“镇边将军问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的诗句，充溢着对年轻有为的张仲瀚的高度赞誉，也使张仲瀚从此声名大噪。
毛泽东主席视察南泥湾时，专门去了九龙泉。在与列队欢迎的以张仲瀚为首的全团官兵一一握手时，毛主席笑着问道：“听贺龙说，719团是文化团，你们有多少文化人呀？”
“军政学校来了一批学生，抗大来了一批学生，还有一个干部连。”张仲瀚无比自豪地回答。
“好呀！知识分子要有知识，要好好劳动，从劳动中增长知识。”
“我们九龙泉这些知识分子，没有不参加劳动的，有不少人当了劳动模范，当了劳动英雄。”
毛主席非常高兴地勉励说：“劳动出英雄，劳动创造世界呀！”
吃饭的当儿，当毛主席听张仲瀚汇报说，这些摆在桌上的鸡、鸭、肉、蛋、菜等都是自产的，便连连夸奖道：“好！好！这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金秋十月，贺龙率领中央代表团20多人来到九龙泉，对719团在生产自救这场特殊的战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告诫全团官兵要克服自满情绪，抓紧有利时机搞好练兵。贺龙目光炯炯地望着张仲瀚，夸赞道：“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国难当头，投笔从戎，719团这支队伍，大有作为于民族！燕赵多才子，张仲瀚。”
“到！”张仲瀚向首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百尺竿头，719团要更上一层楼！”
随着张仲瀚一声坚定、自信的回答“是！”之后，全团官兵那“百尺竿头，719团！”的呼声便响彻云霄。
塞外屯垦创辉煌
1949年3月，王震将军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动请缨要挺进解放新疆，为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所首肯。此举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第一野战军1兵团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在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抗日战争打硬仗，南下北返饿肚肠。烂泥湾里去开荒，胜利以后去新疆。成了光棍，丢了爹娘。”有鉴于此，王震决定自上而下，有必要首先统一高、中级指挥员的思想，因而他就此征求了2军的军、师两级干部的意见，经过一番思想说服工作，得到多数人的响应和支持，张仲瀚即是其中态度最坚决者之一。
同年7月，西安解放后，第一野战军全部主力集结待命，准备发起全歼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的新战役。在1兵团司令部里，当王震司令员谈了作战部署后，又以征询意见的口吻对他一向非常器重的2军6师师长张仲瀚说：“打完下一个战役，野战军可能分兵，一部分留在陕、甘、宁、青，一部分打到新疆去，另一部分将在贺龙同志率领下进取西南，首先打四川。什么部队和什么人去，还未定。如果允许选择的话，你是愿意到新疆去，还是愿意跟贺老总到四川去？”
“自然由组织决定。从对两位老总的感情说，我都不愿离开你们，但从战后的建设看，新疆是亟待开发的地方，那里的少数民族兄弟也急需汉族人民的帮助。不管新疆之行多困难，新疆之战多残酷，我愿意到新疆去。”
一言定终身，张仲瀚就此使自己的后半生与新疆紧密相连。
新疆和平解放后的1950年春，遵照上级命令，6师指战员也同其他驻疆部队一样，在时任22兵团（由驻新疆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第9军政委兼6师师长的张仲瀚的动员下，以团为单位，按照事先的具体部署，分别挺进开都河流域包头湖垦区的各个角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但次年发生的两件事却在驻疆指战员和6师官兵中引发了一场大“地震”：一是由于6师的1400名有文化的青年指战员作为国防军的后备力量，被新疆军区选送到内地军事院校深造；二是驻疆部队奉命被明确地分编为国防军和屯垦军，原1兵团2、6两军的一部分和22兵团的全部计10多万人被划为屯垦军。于是，又一首反映屯垦军广大官兵的消极懈怠、人心浮动情绪的打油诗不胫而走：“扛起锄头放下枪，脱掉军装换农装。军不军来民不民，当初何必上战场。”为此，张仲瀚在6师的一次师、团干部大会上严肃而又动情地说：“我们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这将被历史证明。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我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业，我们还要守好、建设好这个大家业。同志们，‘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难道我们还没有‘龙城飞将’的境界和作为？……屯垦戍边和国防军分工不同，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干部首先要带头树立起扎根边疆、永不换防的思想，不辜负时代的神圣使命。只要干部的思想过得了硬，下面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在会上即席赋诗一首：“大军十万出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上风光无限好，何须争入玉门关！”一方面表明了他永远扎根边陲，以新疆为家的决心和志向，另一方面也给大家以极大的激励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