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潘汉年“镇江事件”真相
作者：吴新亚
在潘汉年的革命生涯中，对敌斗争和统战工作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且都干得十分出色。而1955年发生的潘汉年冤案使一代英才蒙受千古奇冤。在他含冤27年后，终于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获得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实事求是地对他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充分肯定他的功绩。
潘汉年冤案中的所谓“镇江事件”，人们长期以来对此事大惑不解，不知其来龙去脉。现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对“镇江事件”的真相作如下陈述，以示潘汉年蒙冤始末。
抗日救国
抗日战争初期，潘汉年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之后，长期留在上海领导地下党的对敌斗争，认真贯彻当时党中央关于“争取敌战区知识分子是个重要任务”的指示。全面抗战爆发后，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在上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界人士、社会名流中开展广泛的团结抗日工作，甚至将工作做到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头上。
潘汉年早在1936年6月受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经香港时，已与救国会建立了联系，还就国内的政治形势、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及我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与救国会领袖交换意见。在潘汉年的影响下，陶行知、邹韬奋二人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请胡愈之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以表示他们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的支持。邹韬奋还将《告全国同胞书》带到上海，请救国会两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签名。1936年8月5日，由沈、章、陶、邹4位救国会领袖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的公开信在《生活知识》上公开发表。在这一公开信中，救国会4位领袖表示坚决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毛泽东看到这一公开信后，曾撰写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一文。当潘汉年前往上海前，毛泽东又写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4位先生的“救国言论和英勇行动”表示“无限敬意”，希望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做更亲密合作。信中还特别指明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这样潘汉年和救国会领袖们联系，成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委托。潘汉年不断向他们转达中共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同时又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支持。特别是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后，潘汉年非常关心七君子被捕后的情况，还亲往苏州监狱探望七君子。当七君子在全国人民“爱国无罪”的强烈呼声中获释回到上海后，潘汉年又代表党去探望他们，并向他们转达了新形势下中共的抗战方针，还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袖见面，以促进救国会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系，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1937年夏秋之际，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汉年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以及自己的身份，在与国民党及部分地方实力派人士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
最初国民党市党部对“文协”要求出版机关报——《救亡日报》持反对态度，并迟迟不予批准。以后迫于形势，虽然改变了强硬态度，但要求《救亡日报》必须国共合办。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同意把《救亡日报》办成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并就此事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进行具体磋商。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时，首先拟定了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人事安排，并就我方请夏衍任总编辑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代。8月中旬，潘汉年和潘公展之间关于《救亡日报》出版一事的谈判在浦东大楼潘公展办公室进行。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同去。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任《救亡日报》社社长，这一表态与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回国大会显然有了天壤之别。因为这时的潘公展已经看到国共合作的大势和郭沫若的巨大影响，请郭沫若任社长是众望所归。但是潘公展接着提出了既然是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和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的具体设想。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具体人选。潘汉年为了把报社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称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其他工作人员应有社长决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于国民党方面派进报社的人员对报刊出版工作都较为生疏，加上《救亡日报》的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样就从事实上打破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为党争取到了一块公开合法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1939年11月，潘汉年在《良友画报》第131期上发表了《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介绍了八路军开入山西抗战，“由于他们将士的英勇善战，已经好几次给暴敌严重打击，特别是平型关一役，胜利的转变了晋北的战局”。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一鸣惊人？”文章指出，“八路军虽然无神秘可言，确有出奇处的原因”。潘汉年总结了八路军的3个特点：“（一）有坚强的民族意识，与抗战的政治自觉；（二）官长与士兵打成一片；（三）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此外，他们还“经常地运用那有系统而严密深入的政治工作”，“形成了这样一支精锐的无数不怕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采取持久的攻势防御运动战，特别是发动广大群众，武装他们，在敌的两侧和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等等。这是中共在国统区最早最全面宣传八路军的一篇文章。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地区全部沦陷，成为孤岛。潘汉年长期留在上海领导对敌隐蔽斗争，面对复杂而尖锐的斗争，安排一些代表性较大的民主人士和进步力量，通过可靠地下交通网，分期分批将他们掩护转移到安全地带。
奉命撤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中央批示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领导机关撤退到新四军地区。1942年9月该撤退的同志都已安全到达新四军二师淮南地区，没发生过什么特殊情况，只有省委负责人刘长胜偕顾以佩姐妹同行，途经瓜州时，被伪军盘查时扣押了几个小时，这和带路的青年交通员不善于应变有关。因此，在省委书记刘晓和组织部长王尧山撤退时，不得不考虑另辟一条安全路线。这时正遇潘汉年也奉命撤退，便建议刘晓和他一起走情报系统的交通线。刘晓和王尧山商量后决定随潘汉年同行。
1942年11月初，刘晓通知王尧山和赵先（王尧山爱人）等同志，晚饭后到上海南京路四川路一家旅馆集中，大家如约到旅馆后，刘晓已开了两个房间。次日黎明，4人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一家商号，店堂里不见什么货物，像是做转手生意，上海人称之为“申庄”的地方。天未大亮，电灯还亮着，由两个商人模样的人招待大家，说潘汉年马上就来。不一会儿潘汉年从店堂后面出来，似乎是在商号里过宿的，穿着一身时髦而合身的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大，俨然是个洋派经理样子。
当潘汉年正在谈话间，已经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车，直驶上海北火车站，大家的行李都交给送行的商人代办托运手续。另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把大家引进餐室。早餐后，乘上火车二等车厢赴镇江。
镇江逗留
潘汉年一行平安到达镇江，车到时，有穿西装和长衫的两个人到车站接大家。到金山饭店后，王尧山颇有些紧张地告诉赵先，说那个穿西装的现在是镇江特工站负责人，就是中央通报的叛徒，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时被捕叛变，要赵先当心。到镇江的第二天，潘汉年告诉大家，有个伪军官要请我们吃饭，刘晓对是否应邀犹豫不决，脸有难色。潘汉年说：“这些人很恨国民党的，他们严刑下被迫叛变，也明知跟汪精卫走没有前途，想为共产党效力，取得党的宽大。”我只给他们说：“你们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军去做生意的。”这样刘晓同志就同意去吃饭，大家则看刘晓的脸色行事，一起去了。潘汉年为了劝大家去吃饭，费了不少口舌，他还怕刘晓会担心花钱，特别说明这次费用都由对方开支。当时他说服大家这些不习惯特殊手段去做工作的人的神态，至今还给同行者留下十分感人的印象。酒馆离金山饭店不远，当大家跟着潘汉年到酒馆二楼时，这伪军已等候在那里，他身穿伪军装，态度拘谨。席间谈话内容始终是我们到镇江后第一天下午游览金山寺，以及饭后将要去竹林寺，一句也未涉及有关政治和时局的。饭后由穿西装的特工人员带大家去了竹林寺。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