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萧军百年祭（连载三）
作者：彰无忌
校外师生
1962年我考入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萧军送我一日记本，并在扉页上题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学院虽然四十几门课，但除了“机械原理”外，其他“理论力学”、“制图”、“机械零件”、“汽车拖拉机构造”等都较简单。我写信报告情况，萧军给我来信，“简单称为大学吗？谁能说‘抗大’、‘鲁艺’的课程复杂，但她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军事家艺术家；一片天地给你，在你去发现，去探索。”我阅后如同发现新大陆，便积极参加学校游泳队、舢板队、管弦乐队、摄影学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周日还去中山公园做“教学革新展览”的义务讲解员。
每逢周六，我们几个家在北京的“林学院”、“钢院”、“地院”、“矿院”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聚在学院路31路汽车站，从海淀区到宣武区横穿京城步行回家。一路神聊26届世乒赛、聊小说、聊我们共同感兴趣的所有东西。有时走到德胜门，我就跟同学们分手，到萧家去。
北京农机学院是八大学院之一，沾了毛主席“农业的跟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指示的光，学院教学楼、操场、宿舍、试验室都很漂亮，尤其是图书馆。我每次去萧家都带给萧军爱看的书，同时也供我们讨论。一次我拿出一本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立翁著的《大众天文学》，给萧军讲地球磁偏角造成的春夏秋冬现象，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刚好家里有个西瓜，我便在西瓜两头各插一根筷子，权当地球磁轴，对着电灯转了半天，连说带比划，他才明白冬天短夏天长的原因。
当时北京正上映根据莎士比亚剧本《哈姆莱特》改编的英国故事片《阴谋与爱情》，我们就谈起莎士比亚。萧军讲莎翁很像我们这些人，没受过正统教育，为谋生从剧场杂役干起，偶尔串演一个小角色，但他的悟性强，情感丰富，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文主义情结演绎得精彩绚烂。暑期中，英国作家在北京市文联座谈，一位英国作家专题介绍莎士比亚，介绍前他先提一个问题，问在座的作家谁读完莎翁剧本，40多位中国作家仅有两个人举手，其中有老舍先生，可见中国对莎翁研究甚少。我向萧军：“哈姆莱特不能用行刺、举兵起义等别的什么方法夺权吗，非得装疯不可？”萧军说：“哈姆莱特要复仇，但是他那善良的深深爱着他的母亲，还在蒙昧中依恋着害死自己丈夫的兄弟，他只好装疯才能说出别人不敢说的实话。‘我的叔叔是丹麦的国王，那些当我父亲在世时对他扮鬼脸的人，现在都愿意拿出二十、四十、五十、一百块金币来买他的一幅小照’，含蓄地讥笑嘲讽那些卖主群臣。莎士比亚之后，俄国作家果戈理写过一短篇叫《狂人自述》，写一个奴隶用疯去追求正常得不到的精神及物质享受。”
“鲁迅先生也写过《狂人日记》。”我有意接转话题。“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新文化时代转折的作品。”说起鲁迅，萧军立刻兴奋起来。他说，“辛亥革命后，封建皇帝虽然退出历史舞台，但封建理教、家族制度的弊害扎根于百姓，还被相当一些人依赖。中国马列主义先驱陈独秀意识到，中国文学革命运动在社会变革中，要有所突破。他亲自主笔《文学革命论》；又请刘半农写了一篇《文学革命之反响》，两发炮弹都没有撼动古老封建的城堡。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对主宰中国人命运的这一切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否定性攻击。“疯子”自述道：“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样的话是在1918年说出的。我是1925年在奉军陆军三十四团担任上士文书时读到的，当时我就想，我的母亲被封建礼教逼迫而死，小时还想报仇，那是一个时代，是历史，谁也抵抗不了。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后，评价为“足以显示文学革命实践的新文学最有说服力的作品”。从此有了“吃人的封建礼教”一说，有了五四运动，有了巴金的《家》、《春》、《秋》。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又不像尼采那样超人得渺茫，所以毛主席称他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张姐端上疙瘩汤、馒头、酱豆腐和冬菜，我吃了两碗，返回学校。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决定全国选派110万工作队员，协助县委、区委，帮助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参加这场“四清”运动。北京市高等院校三、四年级的学生由辅导员带队，与北京市机关和企事业干部统一编组开赴农村。北京农机学院与北京机械局、北京体工大队对口参加顺义县的“社教”；我们班与北京通用机械厂、北京青年篮球队包北务公社北务大队。
运动初始听报告，“社教”队员们在大队部外院席地而坐，由分团长传达刘少奇在北京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大会上的讲话。记得有这样一段：“农村的问题较多，公社干部带着下面的干部吃，群众都说‘干部吃懒了！’下面的问题根子在上头，要追上面的根子，不是原来想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我希望除了有病的、年老体弱的以外，凡能够下去的都应该去参加这个大革命。”而后由系党支部书记组织学习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参加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生产大队的“社教”经验，印象最深的是桃园大队及卢王庄公社有近三分之一的干部变质，其他干部在三年困难时期都有或多或少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当时规定工作队员纪律，不准吃肉、豆腐、鸡蛋，不准一人走干部家等等。
我们就带着这个框框，一到生产队就什么事都揽过来，干部集中到大队副业队学习交代向题。我们白天带头参加劳动，天天晚上召开各类农民代表会，贫下中农、共青团、妇联、民兵什么的，揭发干部问题，叫“背靠背洗脸洗澡”。我在北务第四生产队，社员们揭发队长在大家下地后，躺在饲养院吃马料（炒黑豆），老婆干半天活记一天工，到公社开会，为要补贴故意不回来等等。还揭发副业队队长，人称“瓢队长”，因为小时候烂嘴，没有了下嘴唇，平日总像戴口罩那样在下嘴唇上扣一个小瓢（半个葫芦）。他儿子在门头沟大台煤矿当工人，儿媳妇带着3个孩子在家。社员反应瓢队长是“掏扒”（与儿媳关系不正）。工作队长派我到大台外调，让他儿子揭发。这种事在《静静的顿河》里有所描述，可能我们队长没看过。我去了大台，瓢队长的儿子只说了一句话：“没有我爹，我们家早完了！”
到萧军家我讲述“社教”趣事，抱怨生活苦，北京青年篮球队每人每月发一斤牛肉干，我们什么也没有，干部没有一个好人。他说：“我是农民出身，中国最苦的就是农民，除打土豪分了田地后，余下都是向农民索取。最苦的也是为民族解放战争作贡献最大的。农村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但他需要教育，需要提高。你当生产队长，一个月比他强，两个月还可能比他强，当上半年试试？一年、两年呢？农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要记到历史的账上。水太清无鱼，人太察无友。要宽宏，要大度。要把社教当做学习的机会，只有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农民的问题才能根本解决。别怕苦，别怕难，再难的问题，再苦的日子都会随着时间移过而消失。”
我离开萧家，一没拿钱，二没拿物，但心里痛快了，日子也觉得好过多了。
身谏国子监
1966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全国都卷入狂热混乱之中。萧军时年正值花甲。
山雨欲来风满楼。萧军意识到这是一场躲不过的风暴，他时时情不自禁地想起毛主席。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在武汉民众为庆祝亚非作家协会举行的万人横渡长江后，乘快艇巡江，到江心在王任重等人陪同下入水，顺流而下，畅游了3个小时。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毛泽东穿着睡衣站在快艇上精神抖擞地向人们挥手的照片。萧军看后非常激动，与主席交往的一幕幕又历历在目，他多么想像在延安那样，毫不局促地提醒主席：彭真是忠诚的，邓拓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