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日本与西安事变
作者：许 述 陈 磊
以九一八事变为突破口，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由东北而平津，由平津而华北。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西安事变来得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使日本人不知所措，暂时停下了侵略步伐，表面上袖手旁观，暗中却极力怂恿南京对西安采用武力。事变和平解决后，中日关系出现短暂的风平浪静，但这仅仅支撑了半年，终为1937年7月7日的枪声打破。英国记者贝特兰于1937年8月写道：“在外部世界看来，西安事变好像失败了。但实际是胜利了。中国人再也不打中国人了。中国建立新的团结，在这种团结需得以时间形成与加强之前，日本迅速和阴险地发动了大规模战争。”
西安事变前，日本人在干什么
从1931年到1936年，总是传来让人气愤的消息，日本人认准了中国的致命弱点：蒋介石在解决中共之前对日本只会忍气吞声——尽管他并不愿意。因此，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铁蹄不断南侵。
自从1930年通过中原大战打败冯玉祥和阎锡山后，地方军阀表面上服帖了，这使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后，蒋介石终于在第五次“围剿”中取胜，迫使中共从江西腹地万里跋涉到偏僻的西北。但是蒋介石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的“攘外必先安内”被广泛斥责为投降卖国政策，而且这种不满情绪直接转化为行动：1933年5月，当《塘沽协定》使中国失去华北的5个省时，曾经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英勇抵抗日军而威名远扬的第十九路军发起了“福建事变”；1935年，当何应钦与梅津（日本华北占领军司令）秘密签订的《何梅协定》被南京政府批准时，又激起了北平学生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进入1936年，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蒋介石在新年伊始就通过无线电台广播告诫国人：“我们国家的形势，现在很危险急迫，时时刻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形势的发展的确越发对南京不妙，因为在这年的2月，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兵变，内阁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被杀。蒋介石预感不祥，在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少壮派与元老派斗争，其结果，当归少壮派胜利。我若不于其胜负未决之前求得自立，则国危而亡矣！”果然在3月9日，外相广田弘毅取代冈田出任首相组阁，内阁沦为“军政府”，外交人事上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入阁为外相，原职由川樾茂（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华北事变策划人）接任。蒋介石为应此局，起用许世英出任驻日大使，因为许世英20多年前就在奉天（今沈阳）与广田和有田相识，私交甚笃。蒋期望此举有利于缓和中日关系，延缓日本侵华步骤。
日本人的算盘又是怎么打的呢？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通过了一个“国策基准”，规定陆军方面，“充实满洲和朝鲜的兵力，俾面对苏联在远东的武力，要能于开战之初便予以迎头一击”；海军方面，“整备充实，俾面对美国，能确保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同时决定了对中国的外交方针：“使之‘修正’其对日态度，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本方向的中日提携（合作），进而使整个中国‘反苏依日化’”。日本的野心是征服世界，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东京认为，“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先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因此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一方肆意步步紧逼，一方一味妥协退让，其结果大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中日关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如8月24日，“成都事件”；9月3日，广西“北海事件”；9月19日，“汉口事件”；9月23日，上海“出云号事件”；11月14日，“绥远事件”；12月2日，“青岛事件”；12月3日，中日关系彻底中断。而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则是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的一次大爆发。
西安事变的两个主角中，杨虎城是出于“国恨”，而张学良除“国恨”之外还有“家仇”。
西安半月，日本为何“静观其变”
蒋介石被活捉后，西安、南京与东京就展开了“三地演义”：天上，南京的主和派飞来飞去；地上，西安和南京的军队剑拔弩张；海外，日本政府虽“旁观”却未“袖手”，因为这双手在不停地煽风点火，唯恐中国不乱。
兵变成功当天，张学良做了两件事，一是将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的八项主张通电发给南京；二是分别给孔祥熙和宋美龄致以私电，表示保证蒋介石安全。但张学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在八项声明中把被扣军政大员们的名字统统署在后面，而这不可能的事骗不了任何人；相反，却会使那些对纲领表示理解、赞赏和支持的人对他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他的八项主张“在中国的报刊上从未被全文转载过，也没有任何一名外国记者能够把它发往国外”，这直接导致了西安和张、杨的孤立。
12日晚24时，南京连夜举行中央执委会第28次会议，商讨对策，与会者发生了严重分歧。以何应钦（军政部长）为代表的“压服派”认为，张、杨的目的“第一要颠覆国民政府，第二要打倒国民党”，主张对西安施用武力。主和的孔祥熙（代行政院院长）等则认为张、杨的主张与蒋介石久已准备的决定是一致的，分歧只在于时间问题，所以和解是可能的，故主张推迟进攻，先把情况弄清楚，进行“说服”。双方相持不下，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仍然没有形成决议。戴季陶看不下去了：“会议如此之久，倘无决定，明日报纸不见中央处置，政府将没有立场，亦即没有国家。”因此才形成了两条最重要的决议，一是“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委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二是“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3日，南京政府将该决议对外公布。
日本人会不会乘西安事变的国内危机落井下石？南京十分担心，正如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的：“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裨得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13日晨，日本人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但日本外务省顾不得休息，当晚6时聚议，10时方散，最后决定“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之进行”（这一决议得到军方“谅解”，并于15日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
日本居然没有像往常那样乘人之危，这简直不可思议，其中有何玄机呢？首先，西安事变事发突然，消息也被严密封锁，日本人对事变的了解只能是间接的，事变的原因是什么？真相怎样？结果又如何？在弄清这些之前，日本不会轻举妄动，而是不断探询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这一点，时任美国驻日大使的约瑟夫·格鲁看得清清楚楚：“日本人显然在停步观望。就形势会不会导致中国抗日运动的加剧，会不会使南京未来的政策转为强硬，强硬到什么程度，仍有待观察。”另一方面，西安事变使日本人终于认识到，其蛮横不休的侵略已经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西安事变，就是往已经如火如荼的反日风潮上添柴浇油。《朝日新闻》在15日发表评论文章，对日本政府的静观决策表示理解：“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予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权宜的处置。”第三，国民党后面站着美国，共产党后面站着苏联，如果国共实现和解，就意味着日本将要同时面对苏、美、中3国，从而导致其征服中国的难度大为增加。对此，许世英洞若观火，他在发回南京的电报中说：“兹探得各重要方面，确有觉悟，以为对华压迫，不啻为渊驱鱼，促成中国赤化，应即改变基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