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沉冤三十三年的“徐秋影案件”

作者:于佰春




  1981年末,一位中年妇女因刑满释放,走出被囚禁了26年的牢狱铁门。她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反特电影《徐秋影案件》中的“杀人主犯”邵玉魁。这桩因为“疑罪从有”而被作出错误判决的杀人错案,终于在33年之后的1987年,被当初审理此案的法院推翻了。今天,回眸这个历史错案的始末,会更加感到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是多么重要。
  
  经典影片演绎血案奇冤
  
  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诞生之初,连连推出不少惊险激烈的反特影片,在《英雄虎胆》、《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天罗地网》等一大批经典悬疑故事片中,更为吸引人们眼球的当属《徐秋影案件》。
  故事是以解放初期在哈尔滨市松花江边发生的一起凶杀案为主线,描写一个叫徐秋影的民政局战勤科科员,在与同事何彬结婚前夜遇害江边。侦察员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军服纽扣和一个子弹壳,经查,纽扣是徐秋影前恋人彭放军服上的,接着又在彭放处搜出手枪和子弹。据此,认定彭放是凶手。而侦察员汪亮在迷局面前,仍持异议。他又深入侦察,发现徐秋影原来在解放前是一个特务组织成员,后在人民政府宽大政策感召下,产生了弃暗投明的想法。但是徐秋影动摇不决,这时敌人令她搜集我军情报,遭到婉拒,最终被诱骗到江边杀掉。敌特为掩盖罪行,转移视线,又伪造了一些移花接木的假证,企图把我公安人员引向迷途。侦察员汪亮不为敌特布下的迷宫所惑,细查蛛丝马迹,与敌斗智斗勇,终将暗藏的特务团伙一网打尽。
  影片中不幸的女主角徐秋影漂亮温柔,影片中有一句当时成为经典的台词:“我是一颗不幸的种子,只能忍受永生不能出芽的痛苦。谁要和我接近,谁就要不幸……”
  当敌人判断她肯定要背叛时,就对她下了毒手。在政治上的动摇不定和浪漫的个人生活,使得影片故事充满错综复杂的悬念和趣味性。影片揭露了敌人的残酷无情和我侦察人员的机智勇敢,这部反映我公安人员在错综复杂的迷团中擒获真凶的侦探影片,被评为优秀反特影片。从这影片本身来看,确实是一部可圈可点的经典影片,编导和演员们也是很优秀的。
  但是,发生在松花江边上的那宗真实案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洗涤,人们发现那是一宗流血的冤案。
  “人们,你们要警惕啊!”这是《徐秋影案件》影片发出的呐喊。然而,作为反特教育样板影片的《徐秋影案件》却因历史的误会,而变成了当事人的一场噩梦。它的发生和演变,已远离了国家公诉人的本意及被害人的泣血抗争。当我们回顾这起案件的真实过程时,无数观众感慨万端的是:在共和国的大厦底下,我们应当加固法制的基石!
  
  江畔枪声
  
  1948年初冬,哈尔滨市松花江畔,寒风萧瑟,人迹渺然,松花江江面即将冰封。
  11月7日黄昏时分,一位渔民朝岸边眺望,发现有一像人形状的物体横卧江边,遂划船到岸上细看,竟然是一具女尸。公安局接警后,迅即派出侦察员赶赴案发现场。死者是个20多岁的年轻女人,短发,穿咖啡色女大衣。经法医鉴定:死者已死去多日,死因系从其头部后侧中弹而死,从死者的体征看,没有搏斗厮打的迹象,周围没有作案后遗留的凶器,可以认定为蓄意谋杀。公安人员发现子弹从她的后脑穿过,从太阳穴出来,断定她是在散步时被人从背后近距离用枪打死的。公安人员发现:死者身上带着谯某的一枚手章和一个小红皮记事本,除此之外,公安人员没发现任何其他东西。通过查找尸源,发现死者即是其亲属一周前报案失踪的赵洁珊。对于这样一个神秘遇害的年轻女子,警方的第一个疑点是情杀。很快,对赵洁珊有过爱慕之心并先后向其求婚的李德君、刘宝库、张云飞等几位男士,进入了公安人员的视线,经反复询问和严密调查,这几个人都没有作案时间和条件。
  在死者身上留有印章的谯某是赵洁珊文教局的同事,是她比较钟情的男人。公安人员找到谯某,他回忆说,赵洁珊在被害前,时常紧张不安,经常谈到死。说:“我是一颗不幸的种子,只能忍受永生不能出芽的痛苦。谁要和我接近,谁就要不幸……”这句话被原版搬上了银幕。
  谯某还说:有一次他们在街上散步,迎面来了3个人,她突然紧张起来,拉他躲进一家电影院。他问怎么啦?她说:“你现在不要问,而且没有权利问,过些日子我就可以告诉你了。”
  赵洁珊的父亲也曾收到过两封匿名信,字迹潦草,口气下流,说他的女儿乱搞男女关系,喜新厌旧,要让她不得好死。
  在赵洁珊被杀后,市公安局司法科做了大量的侦查工作。但线索太少,查无所获,不得不将此案搁了下来。于是这起被疑为情杀的重特大持枪杀人案没有了头绪,只好作为悬案搁置起来。
  案发3年后的1951年底,死者赵洁珊的父亲赵富瑞给市政府写了一封上访信,要求公安部门早日破获女儿被人谋杀的积案,市政府领导拆阅后,批示给公安局限期侦破此案。时值全国各地正在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安局立即组成了“乙号案件侦破组”,专门负责侦破赵洁珊被杀一案。侦破组行动了。侦察员在赵洁珊死后身上的衣袋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其中夹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了一行钢笔字:“水道街10号、工厂街25号。”
  警方对纸条上的这两个地址进行侦察后发现:这是两条街通往同一家的前后门的门牌号,它的前门是水道街10号,后门是工厂街25号。这户人家的户主叫邵植华,他的女儿是和赵洁珊同在原国民党“哈尔滨妇女协进会”里一起共过事的邵玉魁。
  在深入展开的调查中,警方发现邵家有着非常复杂的家庭政治问题:邵玉魁的大弟弟邵连魁和小弟弟邵亚魁都曾是国民党兵,邵玉魁的妹夫李子和还是国民党特务刘精一发展的情报员,该人于1948年10月已随同敌伪新七军向我东北民主联军投诚。而更为关键的是:邵玉魁的父亲邵植华曾向市工商联合会上交过一支新三号撸子。枪证标明该枪配有15发子弹,而邵植华上交该枪时,只有未加查询和说明的14发子弹。而经法医鉴定的赵洁珊尸检报告上,死者头部枪口就是三号撸子的子弹所致。有鉴于此,专案组感到案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离罪犯落网不远了。
  
  飞来横祸
  
  1954年5月中旬阴冷的一天,哈尔滨市民政局文书邵玉魁顶着风赶往哈尔滨王岗车站,她要去沈阳参加东北局召集的建政工作座谈会,并负责给本局到会的王科长做会议记录。当她上车还没坐稳当的时候,两名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亮出一张逮捕证,说:“你被逮捕了!”面对眼前突如其来的一幕,邵玉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意想不到的厄运真的就像天上的陨石那样,砸到了她的头上。
  在连夜进行的审讯中,邵玉魁得知:自己摊上了人命官司!
  问:“你认识赵洁珊吗?”
  邵玉魁对赵洁珊岂止认识,两个人压根就是亲密的朋友。邵玉魁和赵洁珊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作为知识妇女,一起加入到国民党的“哈尔滨妇女协进会”,在协会里均为副主任委员。既是同事,更是朋友。1946年春天,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原“妇女协进会”的大多数职员均被留用并重新分配了工作。邵玉魁和赵洁珊同在一个单位的大楼里工作,并且在单位组织的文艺演出活动中,一起登台唱歌、演戏,关系十分亲密。
  “赵洁珊是怎么死的?你要老实交代!”
  在进一步的审讯中,办案人员对她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车轮大战,不给她喘息和睡觉的机会。此时,邵玉魁怀有8个月的身孕,经过40多次的轮番审讯,她实在是受不了了。她想:自己如果坚持下去,肯定会把身体搞垮,孩子也保不住了。如果招认了杀人罪名,自己怀有身孕,不会被马上枪毙,这能让孩子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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