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我所认识的文博大师沈从文
作者：丁大华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我遇到暌违多年的沈从文先生，赶忙主动打招呼。哪知，沈老居然先道出了我名字，称我为老同事。我异常惊讶，叮嘱他注意身体，说揪出“四人帮”，有很多事情等着您去做，并告诉他我在区政府工作，沈老有事尽管说，我一定帮忙。
沈老颔首示谢说，“四人帮”垮台，头顶的大石头掀翻了，我除了尽快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增补修订工作，其他没啥子事，不要为我操心，下放湖北咸宁大病一场，可那里的火葬场硬是不收我，只好回北京，还得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任务，怎么能半途而废呀。
他的微笑如严寒中的春风，吹得我心中暖洋洋的。事后得知，文革中沈老８次被抄家，多年积累的大量珍贵图书资料文物，荡然无存，与巴金、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一麻袋有余的信函以及大量书籍、资料被抄，以６分钱一斤送进了废品站。他多次被批斗、批判，人们还要顺藤摸瓜，追查黑后台。其结果，向周恩来建议由沈从文担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作的齐燕铭立即成为批判对象。沈老年近七旬，被命令去抄说明牌，打扫女厕所。１９６９年冬，身患心脏病的沈老下放湖北，血压高压２５０，脑血管梗塞，几乎丢了性命。但病情稍有好转，他在手边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和笔记的情况下，仅凭记忆，为修改博物馆陈列方案，给领导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建议书，又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超人的记忆力，硬是将满脑子的丝、漆、铜、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反复回忆温习，把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忆下来，为修改专著做准备。回京立即全身心投入编纂工作。这是位意志何等坚强、心境多么高远的老人啊。想到这一切，我总是很激动。
由于解放后很少宣传沈先生，加之阅历有限，当时我尚不清楚沈先生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我只想做点小事，聊以慰藉。一天，我走进东堂子胡同５１号后院。眼前景象使我大吃一惊：他原住３间小房，现在只剩下１间。昏黄的台灯下，沈先生正全神贯注修改稿件，屋内书架上是书，桌上是书，地上堆的还是书，环顾四周，整个房间墙壁上、窗棂上，举凡伸手能够到的地方，到处贴满了经过选择描摹出来的图样和大大小小写有说明文字的纸条。双人床上更拥挤了多得数不清的一摞摞书籍。沈老从写作沉思中醒来，浮现童真般的微笑，热情地请我就坐。我生怕耽误时间，只简单地询问抄家的单位或知情者。沈老说，来的单位那么多，乱哄哄的，我是“罪人”，哪里还敢开口，就不要再去翻腾陈年旧账了吧。
当我走访几个单位和抄家物品仓库一无所获，心怀愧疚地说明情况时，沈老明白了我的心情，一再表示感谢，说还找那些劳什子干啥。你还年青，有许多事要做，不要再浪费你的宝贵时间了……仿佛被抄家的是我而不是他本人。沈老说，我毕竟挺过来了，而许多熟人朋友，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被迫自杀，我是不幸中的大幸啊。我至少还能再拼上七八年。按周总理要求是编１０本，拿到材料一看，编２０本也有条件，又有大量的壁画和文物出土，材料用不胜用，不能愧对周公的美意啊。接着，他扬起笑脸指着脑袋自信地说，你放心，那些抄走的东西固然可惜，但保存在这里几十年积累的东西我记得蛮牢，是没法抄走的。还有大量出土文物和图书资料。仅各地所存清代史料就有１０００万件，足够１００位研究员研究１００年的。马王堆汉墓、曾侯乙墓、秦始皇兵马俑，简直让人目不暇接。光马王堆汉墓就够研究几十年的。沈老指着助手王亚蓉和王序说，这两位好帮手，又为我插上了翅膀。
几年后，一家即将创刊的文学杂志主编托我联系请沈老为杂志题写刊名。不巧沈老重病住院特别护理，但仍托夫人张兆和转告，病愈后一定把字写好，千万不要探望。哪知，此后不久我就接到沈老辞世的噩耗。
送走沈老，我悲痛的心情难以平静，往事如风送潮涌……
初识巨人
１９５９年夏天，我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手捧郭沫若的《青铜器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５本厚厚专著，徘徊在空荡荡的午门大厅，端详着大盂鼎、四羊尊、龙虎尊、虢季子白盘等国宝重器，简直如坠五里雾中。一个多月的时间，天天如是，可把我给愁坏了。
那时，临时邀请来馆的专家学者可谓主力尽集，群贤毕至。大家都为筹备“十年大庆”通史陈列紧张地忙碌着，除邱锡圭先生挤时间给我们讲了甲骨文课之外，其他人根本无暇顾及。看到他们忙得焦头烂额，我连提问都不忍心。可面对神秘深奥的金文、甲骨文，如同遇到了“鬼打墙”。没过几天，不仅那股发思古之幽情一扫而光，就连当初迈进博物馆大门时的喜悦和激动，也化作了苦闷与沮丧。
无奈无聊之际，办公室一位长者引起了我注意。他衣着朴素，头发花白，鼻子上架着高度数近视镜，矮矮的身材，十分结实。他从不苟言笑，一走进办公室，几乎连个招呼都不打，便一头扎进古书堆，全神贯注翻阅古籍，整理资料，伏案抄写，往往一声不吭，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神情专注之态，如入无人之境，常常是人都走光了，才悄然离去。听说这位就是沈从文。我暗暗吃惊，心想，这不就是那位有点“右”的大作家吗？看样子写不成小说，改行钻故纸堆了。我本想抽空请教，又担心万一沾上点“右”，那可真是抹灰匠碰上卖麻刀的了——自找麻烦，心里总是首鼠两端。
一天，我读苏轼的《仁者如射说》，很是吃力，便瞅准机会，等下班后人都走光了，才小心翼翼问沈先生有没有时间，打算向他请教。没想到，仍在全神贯注工作的沈先生欣然允诺，立即放下手中书笔，兴致勃勃地为我逐字逐句地讲解古文原意，并语重心长地说，苏轼曾因为得罪朝廷政要，两次被贬谪；第一次发配黄州，第二次发配惠州、儋州，就是海南岛。但他从没有灰心丧志，仍专心致志写诗，做学问。你看，他在１０００年前说得多好啊，做学问就得“手持权衡，足蹈规矩，四肢百体，皆有法焉”，一步一个脚印地苦练基本功。北方话叫发狠，我们家乡话叫“耐烦”，要扎扎实实把基本功练好，不要想一蹴而就。
沈先生见我听得认真，便讲得愈发耐心：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１９２２年来北京，异想天开，立即报考北京大学，结果履历表填小学毕业，人家一下子就给扔了出来。我心中很不是滋味，躲进那个被我叫做“窄而霉小斋”的小屋里，读书写小说，靠的就是“耐烦”，揪住它不放，“耐烦”地写，“耐烦”地改，写出了勉强及格的小说。后来北京大学也另眼相看，聘我当教授。一个只有小学水平的人，能登上大学讲坛，确实了不得。其实在大学我仍然是小学生，既教书，还得向同学学习，向老师学习，向书本和社会学习。
解放后，我小说写不成了，钻进了博物馆，好像进了棺材，来馆的１２位教授，全都愁眉苦脸，以为被变相软禁了，后来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个。我是傻娃儿拾豆子——认准这块风水宝地了。一开始两眼黑洞洞的，就在陈列室和库房里打转转，我写标签比别人多了一层心机，对每件文物的外貌特征、风尚习俗、纹饰特色、笔调风格都看得细致入微，而且边看边写边想。每次展览我都不放过。不懂就翻书本，啃资料，钻故纸堆，记笔记卡片。我从很少有人注意的历代服饰入手，敲开了古代文化和文物的大门。这些年，我对照古代服饰，翻阅了成百上千本文献书籍，光卡片就记了几十个抽屉，终于把历朝历代服饰的材料、式样、纹饰搞清楚了，而且触类旁通，对青铜、玉器、竹简、漆器、陶器、纸张、绘画也渐渐驾轻就熟。比如说铜镜吧，我摸过几千面铜镜，对照书籍资料，对历代铜镜纹饰如数家珍，什么海马葡萄镜、十二辰镜、尚方御镜、四山镜……你可以在背后递给我，我不用看，只用手摸，便可以把型制、朝代说得一清二楚，因为我已经烂熟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