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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八十周年祭
作者：余育国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
这是鲁迅先生在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写过的话。
今年是“三一八”惨案８０周年，可是很多人都忘却了或者根本不知晓这一惨案。我是学历史的，知道这件事；我读过鲁迅的不少文章，当然包括《记念刘和珍君》。近日，一位做文史工作的友人，让我再看一看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文章，或许有新的更深的感受。
８０年前的３月１８日，被称为“民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其实惨案发生在白天，天色并不晦暝，而且当夜也同往常一样，并不漫长。事后的民国历史还能一再表明，这一天并不是“民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屠杀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事件还一次一次地发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想写一篇纪念“三一八”惨案的文章，“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一
段首祭文：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
有位历史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者被杀殆尽了，那么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由此推论：中国没有灭亡，是因为中国有爱国者；中国在近代积贫积弱，是因为中国统治者杀了不少爱国者。
１９２６年是段祺瑞窃取北京政权、自称“临时执政”的第三年。时北洋政府未有“大总统”一职，“临时执政”便是最高统治者。这年３月８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一部率青岛舰队向大沽口国民军攻击，国民军用水雷封锁港口，以致中外商轮不能通行。３月１２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并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日商船不能进口的损失５万元。３月１５日，列强驻华八国公使向北京国务院提出最后通牒，略称：若于３月１８日（星期日）正午止不得满足时，则关系各国的海军当局决定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阻碍天津及海滨间之航道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碍或其他的禁止与压迫。这是帝国主义者根据《辛丑条约》向我国提出的无理要求。
《辛丑条约》是经１９００年庚子事变后，清政府于次年与列强缔结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人民在“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中自不能屈服于此一条约。早在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６日，北京外交团关于天津交通问题复北京外交部函时曾解释为“清军、民军均可使用京奉铁路及大沽码头为运输交卸之用，不加干涉”。外国是不能根据《辛丑条约》干涉中国交通的，况其所要求的也越出《辛丑条约》范围。此举乃帝国主义蓄意侵略，干涉内政，并支援甘为其工具的奉军进攻北京。
“三一八”惨案时，请愿群众与执政府卫队对峙
北京各界人士闻讯，极为愤慨。１７日上午由北京学联发起，各界团体在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开会，决议派代表２０人向执政府上请愿书，要求国务院拒绝八国公使无理要求，驳斥八国通牒，勿为武力所屈服。执政府卫兵拒绝传达代表们的请愿要求，代表与之发生冲突，卫兵用枪柄击伤６名代表，四川外交请愿团代表杨伯伦伤势最重。因此大家更加愤慨，决定于第二日举行大规模运动，把斗争坚持下去。当天下午４时在翠花胡同国民党市党部开会，到会各团体有国立八校学生会代表，全国学联驻京代表，各中学代表，新闻记者同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留日学生归国团以及四川、广东外交请愿团，北京各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报界工会、北京印刷业工会、人力车工会、北京总商会等４０余团体。当时到会代表多主张提出“打倒军阀，推翻段执政，建立国民执政委员会”口号，亦有人主张目前应一致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内政。会上，李大钊先生认为请愿应专提外交问题，以便集中力量对外，倘段政府坚持媚外，再作第二步打算。最后决定照李大钊的主张，定于１８日上午１０时在天安门前召开北京各界人士反对八国公使干涉内政示威游行大会，并决定一般标语口号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犯主权”，“取消辛丑条约”，“取消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内政”，“反对东交民巷八国公使最后通牒”，“反对外国驻军”，“撤除天津、大沽一带外国军舰”，“反对外国在中国内河航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奉系军阀”，“勖勉国民军坚守大沽炮台”，“驱逐签署最后通牒的八国公使出境”等，由各团体自制旗帜。
第二日，按决定而行，遂发生惨案。
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说：“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多年以后，我在读了有关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家利益理论书籍时，对鲁迅先生的话始有所悟。青年学生没有既得利益，只有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而当局统治者除了有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需要维护外，还有既得个人利益需要维护，而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矛盾时，他们就为维护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所以当外国人要求慈禧还政于光绪时，她便失去理智地向列强宣战，全然不顾国家之能力；而当与列强和解时，便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将之作为外交原则，命李鸿章与列强和谈。李鸿章也只得领命而行，只要不动摇这个老太后的统治权，什么都可以谈。而在此次“三一八”惨案中的情况也基本上一样，段执政作为中国军阀，总是以外国为靠山，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轻易是不能与外国作对的。
二
段首祭文：统治阶级对政治的敏感性要比学生强多了，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便开始他们的老谋深算；学生对什么是政治，体会太肤浅了，乱碰政治高压线，只能是自戕。
当爱国者的行动触及统治者的利益时，统治者就会指责爱国者在作乱，在蓄意谋反；而他们在进行这样指责时，就开始了谋杀。
在“三一八”惨案中情况便是这样。有史家认为这次惨案是临时下令屠杀，可有人认为是预谋围杀。尽管在直接记述事件经过的许多文献中，难以发现此为段祺瑞的谋杀。但如果对事件前后的某些细节进行认真梳理，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即以“外崇国信”为投降帝国主义的宣言，与“取消不平等条约”背道而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学潮，驱逐校长杨荫榆、嘲弄刘百昭后，他于１９２５年８月下令整顿学风，扬言“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本执政取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宽贷”。这里已经露出一脸凶相。
段祺瑞在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１４日在《甲寅》周刊第１卷１８号上发表文章说：“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倘不加裁制，胡可以安良善？郑子产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尧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诛，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这是在凶相中显露杀机。
而惨案发生的具体经过，是谋杀说的直接证明。
３月１８日上午９时许，各团体各学校群众即由四面向天安门集合，到会者共有３０００余人，分为４０队，内有女学生４队，工人３队，华侨代表１队。各团体大部分有大旗一面，群众有半数以上执有写上标语口号的小旗。１１时宣布开会，徐秀龙主持，有数人上台演讲。开会时还拿出血衣叫大家看，因此参加会议的人更加愤慨。这时徐谦在天安门讲台上讲话，他大声说：“不要怕，段执政的卫队换了，今天在执政府把门的是国民军，大家去吧！不要怕！”大会最后通过了几项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