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作者：王德彰
40年后说“四清”
“四清”是简而统而盲之，其所含全部内容是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亦称“新五反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我国于1963年初至1966年“文革”前开展的一场影响很大的政治运动，已写入了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四清”的提出，源于“阶级斗争”深化的论断。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讲话中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毛主席的号召发出后，全国各地立即响应。此间，河北省保定地区(当时地委书记是李悦农，他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罹难)结合社会主义教育最早开展了“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湖南省抓“阶级斗争”也积累了很多经验。1963年2月2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推荐了保定地区的做法和湖南的经验，并确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自此，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起来。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规定，城市“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统一简称为“四清”运动，“四清”’的内容也不囿于保定地区就经济清经济的“四清”，而改为政治含义更高的“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风起而自动结束。
对于这场“四清”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作了这样的结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当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这个结论是客观而中肯的，我作为参加过一段时间“四清”的过来人，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但也毋庸讳言，“四清”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从“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命题说，“四清”是“文革”的“序幕”，“文革”是“四清”的继续和发展。
工作队进驻赵庄村
1964年我正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四年级。是年春节过后，我从老家蠡县返校上课。入学后，学校并未安。排上课，中文系开大会进行动员，要开赴抚宁县(当时抚宁县隶属唐山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继而分班、缉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谈感想，表决心。
当时学习的文件主要是《前十条》和《后十条》。《前十条》即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1)形势问题；(2)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3)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4)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5)依靠谁的伺题；(6)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7)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8)“四清”问题；(9)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10)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前十条》对我国当时刚刚好转的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认为“四清”运动的开展，是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后十条》即1963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同《前十条》一样，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在“左”，的错误上走得更选，提出在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对运动的领导，也由原规定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主要是当参谋、出主意，不能包办代替，改为“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还规定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开展揭发斗争。《二十三条》稍晚，是参加“四清”结束回校后才学习的。这三个文件，都是“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一个比一个“左”。特别是1965年1月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提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论点，成为此后“文化大革命”中把矛头指向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根据。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后虽在外地求学，但每年寒暑假必回乡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当年“困难时期”已度过，也不再以“瓜莱代”果腹，农民的心境也好起来，看不出农村有多么复杂的阶级斗争；村干部基本上也是凭工分分口粮，意识不到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学习文件，思想上很震惊，没想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如此严重，认为中央的部署及时而英明，自己在“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确实是落伍了。
当年的大学生，完全是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倡做“党的驯服工具”，没有任何杂念邪想，只要党说了，那一定是正确的；认识不上去，只能说明自己的思想有问题；对形势、对党的指示，若说三道四，定会打成“反动学生”而被劳教(当时我们中文系就处理了好几个这样的“反动学生”)。所以，在下乡前进行的学习中，同学们精神振奋，慷慨激昂，争先恐后地发言表态，表示要在“四清”第一线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接受党的考验，誓死为保卫社会主义江山而战。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中文系的师生整装出发。出发前，在校园主楼北侧举行誓师大舍。我代表四年级同学发言表态。发言稿要求简短，从不会写诗的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竟然写了一首诗念起来。全诗虽然想不起来了，但有些句子至今还记得，如“党啊，您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大风大浪炼红心”、“刀山火海也敢闯”之类。在当时，这样的句子加上韵脚就是诗。大家严肃地听着，我是越念越来劲儿……直至上了奔车站的尢轿车，同学们才欢笑着议论开来。有个常发表诗作的同学笑着喊：“王德彰，你的诗写得不错啊！‘党啊，您指向哪里……’”话未说完，就引得同学们一阵哄笑。
从天津乘火车到秦皇岛，在市政府招待所住一夜，第二天上午乘北去的小火车到杜庄车站(杜庄是公社所在地)。车到，那里早有五六位先期进驻赵庄的本县工作队员前来迎接。他们热情地接过我们中文系分到赵庄的4名同学，的行里卷儿，一路欢声笑语，没走多远就到了赵庄。到村后，村党支部早已给我们在贫下中农家腾好了房子。一时，“工作队又来了天津的4个大学生”的消息在全村不胫而走。
“四清”工作的日日夜夜
驻杜庄公社赵庄的“四清”工作队人强马壮，领队的是本县某区的一位王书记，队员除我们南开大学的4个学生(我，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戏曲研究室当编辑；张合俊，毕业后留校，曾任中文系主任；李桂荣，毕业后留校，在外国留学生办公室任教；李瑞金，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外，还有本县的共青团、妇联干部和中学教师5人，总共10人。负责全公社“四清”工作的是县公安局局长，不常见，他有时来赵庄作作指示，要点“子弹”(下面再详述“要子弹”)，当时工作队里传说着他开展对敌斗争的许多传奇故事，人人敬佩。